2014年3月30日下午，我参加了《南方周末》创刊30周年读者座谈会。我是提着文件夹和塑料袋参会的，三个没打开的文件夹里是2000年2001年的《南方周末》，一个塑料袋里是90年代的《南方周末》，最早的一份是1996年11月22日的。这些旧都是我当时读完留存的。我这人怯场，会上没发言，就用文字记录些和《南方周末》的故事。
听《南方周末》
我最早知道《南方周末》是听，而不是读。1994年，我在的一个小镇打工，买了个短波收音机，老是听外国台，一次听，节目里说是最近广东的《南方周末》报道农村干群矛盾，当时听惯了《》《日报》这些党报的“大名”，以为《南方周末》是不知名的。后来，隔三差五能从、BBC、之声和法国国际听到“南方周末”，他们都是援引《南方周末》的报道，我这才意识到“南周”的不寻常。
后来几年，我到读上了《南方周末》，也是从的几个外国里经常听到“南方周末”，特别是法国国际每周日18时05分有个节目，周周解读《南方周末》的某一篇文章，我总是一边盯着一边听着，专家一解读我才有了“原来如此”的。
有一次《南方周末》头版是“执政的性”，邀请杜导正在内的退休和专家探讨。敢在报上公开探讨这话题，感觉南方周末有胆识。三天后，法国国际又对南方周末的这篇重量级文章邀请专家解读，一听人家的“解读”我又明白了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就押题，周四读了《南方周末》，就猜当期哪篇或哪几篇会在周日的法国国际被援引或解读，居然押中了好几次。
我收听外国一直到2003年，不知道以后他们还经常援引“南周”的文章不。
初读《南方周末》
我第一次阅读《南方周末》是1996年9月。开学时，我到市崇文区天龙东里小学当清洁工，传达室经常有送来的新，其中有《南方周末》。读了几期，就喜欢上了它，主要是敢说实话，特别是为农民等说话。
有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一次《南方周末》头版报道记者在四川采访从崖上摔下，按一般农村人理解是“敌台”，他们的记者摔了应该庆幸，但《南方周末》客观报道四川警民抢救记者的过程，没有一个字冷嘲热讽。能对“敌我”一视同仁地关怀，感觉《南方周末》真不一般。
我刚开始借读学校订阅的《南方周末》，有时候抢不上，于是自己买。那时《南方周末》报上写着是周五出版，其实周四就上市了，我一般是周四中午去报摊买《南方周末》。当时农民的税负非常重，农民工在大城市被，《南方周末》总是为我们底层人发声，读着满是共鸣和。
学校管吃管住，连牙膏洗衣粉毛巾纸和笔都管，穿的都是老师们捐的旧衣服和鞋，就是现在我有一件拉链衣也是96年老师捐的。这么说来，我是没别的消费了？不是的，除了每期买《南方周末》基本上没别的消费了。我到一连四年没回过甘肃天水老家，买《南方周末》就没落过一期。后来春节回老家，农村没有报摊，这才落过几期《南方周末》。
向工友推荐《南方周末》
我在这家小学干了四年清洁工。有两年时间，晚上学校就住三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承德人，一个河南驻马店人，前一个给学校烧锅炉和看传达室，后一个给学校做饭。起初，他俩闲下来老是围着电视看，我就推荐《南方周末》，他们自然是。“是编谎的”，他俩以为全天下的都是党报的样，官话套话假话。
直到有一天，他俩试着读了《南方周末》，这才相见恨晚：“这还真说实话，帮农民说话。以前怎么没听过这？”他俩也是农民家庭，当时农村税负非常严重，而《南方周末》经常有这方面的调查文章，并呼吁为农民减负。他俩晚上不看电视了，而是读《南方周末》，并且把我看过的旧统统拿走。从此我们仨讨论的话题，多是《南周》的文章。
现在，我还记着那个承德工友叫李洪玉，那个驻马店的工友姓陈，但忘了名字。李洪玉是小学毕业，他读《南方周末》时一旁放着《新华字典》，有些字不认识就得查。
我替党校大专生写论文
1999年暑期的一天，我们几个工友在倒腾和维修桌椅。这时总务聂振恒老师走过来，塞给我两个带红格的笔记本，然后叮咛：“一个本子你就当草稿用，帮我家老二写一篇小论文，他是党校的大专生，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反腐的文章，三千多字就行，可是他干脆不会写。一个本子就是写论文的犒劳，送给你写字。”聂老师要求我一周内写成就行。
虽是清洁工，但我并没有怯场论文，而且是反腐文章。之所以有这种底气，主要是我已读了三年《南方周末》，有了素材积累，说来“南周”每期都有大量反腐言论以及揭露面的新闻，每期还有半个版的文摘（类似现在的“评中评”），也主要是反腐言论和故事。当晚，我就将所有的《南方周末》旧报翻出来，筛选可能用到的素材，然后起草论文，差不多半夜两三点吧，三千多字的论文草稿就完成了。
论文中引用的事例都标明来源几月几日《南方周末》第几版，或是《南方周末》文摘版中援引其它报刊的出版日期。再经过两番修改，我就将小论文交给了总务聂老师。
谁料，过了一天，聂老师慌慌张张拿着论文稿纸找我来了，说是文中一些观点太激烈，怕“犯事”。我告诉他，文中的所有观点都在安全线内，因为它们都没有超过《南方周末》“周末茶座”或“纵横谈”上鄢烈山、刘洪波、焦国标等杂文大家的尖锐度。我很快翻开几份《南方周末》，找到与论文中观点近似的句子，聂老师这才放下心来。
1999年9月的一天，我在掏垃圾道，聂老师拿着一个纸本乐呵呵地跑过来，说是要我一个本子，原来我给他儿子代写的论文在班上当范文阅读了。聂老师给我转述，老师说一个班只有他儿子的论文不是空空乱谈，而是有真实事例，并且论证严密。
2000年暑期，聂老师又让我给他儿子写论文，我还是以《南方周末》中的新闻为素材，结果又受到党校老师的表扬。
站立颤抖着读《南方周末》
2010年4月，我从宣武区朱家胡同搬到东城区王府井跟前的报房胡同。原来我的吃饭标准一天15元，可到了新地方吃的贵了，把15元摊到早中晚三餐，感觉每一餐都吃不饱，有时候我再“破费”买个烧饼夹鸡蛋，但还是肚里不扎实。
再说，我刚搬到这边的大杂院时，小屋的灯套着个罩，光线暗。每周四晚上，我坐着看《南方周末》就像是在月光下读报，累眼睛。我试着把灯罩拆下来，却不知道怎么拆，旋着也转不动灯罩。没办法，我就站着读《南方周末》，灯泡与两尺距离吧，这样看起来才算清楚。由于没吃饱饭，站上半小时，我就两腿颤抖了，然后坐下歇几分钟，再站起来手捧《南方周末》读一阵，再颤抖，再坐下歇会
这样的光景差不多持续了两月吧。一是我终于发现灯罩不显眼处有几个卡子，卸掉，这才坐着读报也清楚了。二是我把每日的伙食标准提高到20元，能吃饱了。
现在我每周四晚上有时也是站着读《南方周末》，但双腿不会颤抖了。
到广州只把“南方周末”当风景
2011年4月14日，我跟公司老板到广州。这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本想好好转转，可每天都是活，哪儿也去不了。18日下午要离开广州的前两小时，我决定去看看南方周末，于是坐地铁到广州大道的南方周末楼前转了转。我从南方报业集团的新楼到老楼，转了半个小时，并请一个人帮着拍了个照，然后匆匆返回广州火车东站。
2013年4月，我再次到广州，还是哪个景点也没去转，只到南方周末门前观望了一阵。
我不懂得历史文化，不知道广州有什么旅游景点，但我略微知道点现实，南方周末所在地就是一座“新闻景点”，能瞥它一眼，心里感觉踏实些了。
2013年“南周事件”时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发酵时，我在网上没完没了地转发相关信息，并签名南方周末经历可谓是填膺和惊心动魄。我的经历，就是所有人的经历；所有人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所以，我就不展开说故事了。
和南方周末的故事还有许多，先记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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