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以来，中国对外政策以禁海为要，然嘉道年间，冲击使得有识之士认识到单纯的禁海、消极的海防建设并无意义，在此过程中，海防意识也开始。只不过，海防意识过程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始终，其影响亦不是一帆风顺，值得后人。其中，包世臣、魏源的相关认识是此阶段海防论较为深入的两位，而姚莹的则。不过，这些海防思想的影响对晚清后期的海防论也有积极的价值。
除明朝抗倭时期注重海防外，明后期的海防相较于明前期，确实存在较大的退步，这也同明朝对外政策相关。事实上，即使在抗倭战争期间，明朝上下的海防意识也存在较多摇摆。如陈贤波论著就提及明中后期，广东官员有关海防问题，存在很多的争议，在追讨海盗曾一本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海防挑战突出表现在剿抚策略摇摆不定、军备不足、事权不一、军情传递不畅等诸多方面”[①]。清朝前期的海防相较于前变化也不多，当然，部分地区的海防建设，无论是明还是清，还算是有所价值。如谭立峰、刘文斌著《明代辽东海防体系建制与军事聚落特征研究》（《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就指出“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是一个立体化而高效率的防御空间，其体系化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设计，使这一系统具备了层次化的纵深防御和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
不过海防与海防意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有海防不代表就一定有海防意识，尤其在明清两朝注重内治和边疆的前提下，不可能对海防有足够的认识，即使在明季出现倭乱和日本侵略朝鲜一事。只有在乾隆年间末期中外交流频仍的前提下，才会有海防意识的出现。如郑坤芳、冲就撰文《嘉道时期海防思想的演进》[②]，然而该文主要从清决策出发，而且认为海防思想的变化，取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前，有识之士便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很多见解，这一点相当关键。
具体到个人，魏源的海防思想是研究的重点，如刘爱文《海国图志海防思想研究——兼析海国图志的若干新观念》[③]、华《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视角的魏源“海国”探究》[④]、李国华《以经济观审视海防建设——魏源海防思想述评》[⑤]和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⑥]，但是其中不少观点存在矛盾，对魏氏海防思想评价存在歧义，尤其是对魏源“以夷制夷”、“以夷款夷”的观点和定位存在不小的分歧。
至于较早提出海防论的包世臣，研究并不到位。[⑦]而姚莹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和海防思想则是学术界关心的焦点。[⑧]事实上，虽然鸦片战争前后国人的海洋观抑或海防思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学术界对此研究还是较为倾向于鸦片战争之后海防论的变迁，对战争前海防思想论述不足，同时也对战后整体的评判估计不足。姚莹及贬官西行，留下著名的《康輶纪行》，但是却从中看出其积极抗英的海防思想事实上并没有得到认可，从而让不少文人扼腕叹息。
因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则从包世臣和魏源的海防思想出发，论述鸦片战争前后的海防思想的一系列特点，再通过分析姚莹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幸，讨论海防思想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到重大挫折，延伸下来论述晚清海防论的变迁，从而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思考。
正如前所述，包世臣研究近些年来成为焦点，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他的思想。如郑大华认为“由于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出道较早，因而有首倡漕运、盐法之功”[⑨]，周邦君对包世臣农业思想做了较多探索。但是包世臣的海防思想却未被重点关注。其实，包氏论述高屋建瓴，且在战前便做出较多思考，反映了一些学人的敏锐。
包世臣的海防意识，突出表现在未雨绸缪、心思缜密。其认为“足下洞见夷估至隐，谓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非足下固莫能远虑及此也”[⑩]。而包氏认为“乾隆、嘉庆之末，英夷两次蓦至天津入贡，骄倨殊甚。是固有主之者。而乾隆中，饬由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内地至厦门放洋回国；嘉庆中，饬由安徽、江西、广东内地至虎门放洋回国，使之目验内地形势”[11]。对英国两次意图觐见清帝未果游历内地之举有所认识，这一点足见其认识深刻。
因而，包世臣认为，在这种情势下，英国有对华作战的可能，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士大夫中较为罕见，但确实是深思远虑。“说者必谓英夷占踞日久，聚众已多，与之理论，势必不从，怵以兵威，或至抅怨，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安能远虑百年，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举此诚非易事，然事之难者，是不得不望之于也。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夫岂君子之所忍出哉。”[12]对于英国侵略者可能发动对华侵略，有的认识。
鸦片战争进行到英军进攻南京这一段时，包世臣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好好作战，以图反败为胜。“夷船至坚，能御我炮，而火药得入其舱则无不立焚。既便此之入城，又绝彼之疑虑。各伏健者以伺便，约定时刻，死士藏药桶于薪菜担内，上船即发火，健者骤起缚其酋。船无主令，人莫自保，起碇逃避，装炮拼命，皆仓猝无可措手，临江埤上，各乘高开炮以助势。”[13]包世臣之论无疑是提倡可用，这一点在多处得以体现。如“然广州之三元里义民，被毒不甘，集乡人歼其渠魁。有司反为逆夷乞命，致留遗孽。嵊县之深山头义切同仇，再破其火轮兵船，夷匪不敢言复仇。”[14]
包世臣此论坚定可用，鼓励官员应当站出来，对抗外国侵略。这是包世臣相关论述闪亮的特点。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包世臣还认为未来外夷的侵略还会有，“然粤、闽、江、浙之己事，近贼者输心导引，远贼者聚党抢夺，是伏莽莠民，未必仅在并海也”[15]。如何在民间力量、共同协力对抗外来入侵，应当找到一个契合点，关键在于要有直接的处置对策。可惜包世臣1855年去世，未能见到他之前的预言的发生，而就在一年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
魏源的海防思想比较成熟，正如前引文所述，学术界讨论较为充分，但是相矛盾之处也较为明显，因而本节主要是将重要文段展出，并进行分析。具体与外患作战的方式，魏从守、战和款等几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兹将重要的罗列于下：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6]
“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若谓英夷强寇，非一省所能抵御也。然则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止在募练之；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17]
“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繙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18]
“总之，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之甲兵。垂忧患以诏，岂不深哉！”[19]
魏源的海防思想相比较包世臣而言，显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主要体现在魏源海防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御敌在海上的思，而且从守、战和款等多个角度加以论述。虽然很不幸这样的想法到别人的，以至于《海国图志》毁版，却在日本产生极大影响，直至，学术界依然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作战、防守和议和全盘考虑，才是做好海防的必由之。
魏源还对当时的海防提出犀利的意见。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疑是亮点，利用各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获取对中国较有利的，毫无疑问值得采纳。而在鸦片战争中，调兵而不是就近用兵，终导致作战的被动，这一教训值得深思。要想真正战胜外来入侵，对外要了解夷情，对内则要明确，这样才是必由之。
魏源的海防思想是先进的，然魏源及其著作《海国图志》的命运则是悲催的，但是该书在日本的影响尤其是对明治维新的间接促进价值斐然。当晚清最后二三十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之策时，《海国图志》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各种思想产生积极影响，其海防思想也在其中，这或许是魏源无法预料，但也是对魏源的一种慰藉。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自1841年到1842年这两年中，姚莹和达洪阿合作，励精图治，连续三次打击英国侵略者，名动一时。但是1842年9月29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还是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抗战将领。清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此即为著名公案，成为后世多方论述的焦点。
对此事，鲁一同[20]则有论：“窃料夷人张其，咆哮中国，深入腹地，得而不有，非有余力而不肯施，技止此也。使边将皆如莹等，出万死不一顾返之计，纵不百全，胜负之理，亦当相较，或未易量。今怵其诡说，变易有功之臣。莹等一去，海外孤危。后有来者，避畏吏议，孰敢击贼。边吏解体，辱军之将有所饰其耻，率相委以去，东南之祸未有艾也。且国家诛诸将以委城，而罪莹以敢战，进退之义，臣未得其中。谓宜湔雪莹罪，激厉有功，以劝来者。”[21]
鲁氏论断主要提出对夷人未必不能战胜，只要所有的将领都可以同姚莹一般，胜负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所以鲁氏认为对外作战，关键还是在于人本身，这一点透露出的观念。只是如果对如姚莹这样的人才都要贬斥，不仅是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更会使得以后再对外战争中畏首畏脚。
姚莹的悲剧固然是姚本人的悲剧，但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清对海防意思的淡薄，依然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思进取，对已经发生的剧变毫无省思。所以本文论述到此，有些结论比较纠结，一方面很多有识之士在鸦片战争前就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而另一方面有些上层人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依然对海防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终晚清来看，对外作战几乎在海上未有胜绩。
当然姚莹、达洪阿两人被同道光一朝穆彰阿的及穆彰阿同陶澍等人的斗争有关，也和满汉之争相关，使姚莹一案有浓厚的斗争品的味道。[22]但是，在姚莹经略数次大胜的背景中，姚莹依然不得不面临如此厄运，归根结底，还是当时时局对海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除少数先进人士外，姚莹的冤案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这才是真正令人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发生前，就有为数不少的士子注意到英国的动机，主防论，包世臣即为其中突出代表。这段时期，他们尤其对英国鸦片贸易的危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战争可能会随时发生，因而要随时做好应对措施。可是，学术界总是有意无意的忽视，提及的并不多，这导致对鸦片战争前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估计不足。
其实，学术界近期已经将关注焦点上移到嘉道年间的学术变化，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以经世致用为旗帜，对若干问题进行讨论，效果很好，直接对鸦片战争之后学风转变起到了开先河之用。其中，如何应对外来入侵也是问题之一。[23]
然而，即使在鸦片战争战败后，层面依然不思进取，对海防的重视依然淡泊。贾小叶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化未能启动的原因在于“道光帝等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地方督抚将帅因循守旧的作风”[24]。与近代化未能启动类似，层面对海防的重视也是如此。
不过，庆幸的是，鸦片战争前后海防意识毕竟开始，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中的一点亮光，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对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海防意识逐渐在阶层里逐步成长，虽然这样的成长很缓慢，但是聊胜于无，成为国家海防建设的新起点。比如晚清同光年间能够有海防、塞防的争议，实则在阶层中，海防意识和海防价值已经逐步渗透，成为考虑对外事宜的重要参考。
[①] 陈贤波：《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较量——以曾一本之变为例》，《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郑坤芳、冲：《嘉道时期海防思想的演进》，《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 刘爱文：《海国图志海防思想研究——兼析海国图志的若干新观念》，《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
[④] 华：《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视角的魏源“海国”探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⑤] 李国华：《以经济观审视海防建设——魏源海防思想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⑦] 当然近些年来包世臣研究逐渐兴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研究最为突出，虽然其有文《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提及抗英禁烟事，但是对包世臣海防思想研究不够。周邦君对包世臣的农业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探讨。至于其他学者，与包世臣海防思想的相关研究还未深入。
[⑧] 如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覃寿伟《姚莹海洋思想探析》（《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和刘海峰《穆彰阿、姚莹与“之狱”》（《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
[⑩] 包世臣：《答萧枚生书（节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2页。
[19] 魏源：《筹海篇四（节录）·议款》，《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69-70页。
[20] 鲁一同（1805-1863），字通甫，江苏山阴人，道光十五年举人，著有《通甫类稿》等书。见《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86页。
[22] 参见刘海峰：《穆彰阿、姚莹与“之狱”》，《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3] 如陈寿祺也提及：“然即使朝廷停罢互市，岁捐海上数十万金之税，而夷人失利，上下骚动，游手怨咨，何所安置。内外阻窒，思之实无良策。顾未知苍苍者之悔祸何日也？”（陈寿祺：《上宫保尚书仪真公书（节录）》，《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5页。）“今曹、滑所谓者，或云即也。虽此邦案堵，不足烦远虑，然涓涓不绝，将为江河，不可不留意防微也。”（陈寿祺：《再与总督汪尚书书（节录）》，《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6页。）黄爵滋也提及“严剿御以肃夷禁也”（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12页。）。
[24] 贾小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关于善后防务的认识 、讨论与决定——兼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未能起步的原因》，《人文》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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