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10日，“第一届抗战区域研究学术”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浙江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抗日战争研究》主编华在开幕式上说明此次的主旨：“中国的学术研究不少是有区域性的，但学术观点不能有区域性，起码要放之全国而皆准，抗战史研究也是如此，也许有些观点从某个区域来看是正确的，但从整体来看就未必。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不同区域进行内部比较、横向比较，重新整合资料，或许会有新的、高屋建瓴的发现和收获。”
共有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二十八位学者提交论文，参会学者以青年人为主，有不少在读硕士、博士。会议日程紧凑，共分六场进行。为达到充分讨论的目的，论文集提前发送至邮箱，每篇论文的会上时间以7分钟为限，论文主评人发言以10分钟为限。在该场所有论文、评论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学者们对感兴趣的论点、材料提出疑问，最后再由论文作者集中回应。每篇论文的讨论时间在30分钟左右，大到论文选题意义，小至行文标点符号，都有可能被指出问题。不少学者表示，参加本次研讨会压力很大，但收获颇丰。澎湃新闻选取部分报告内容稍作介绍，以飨读者。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陈明华的报告题目为《战时青年政工人员的心历程：以〈鼎臣日记〉为例》。《鼎臣日记》的作者王莱于1939年到金华报考战时工作干部培训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并被录取，随后与其他录取的浙江同学播迁流转，到达西安战干四团本部，开始了漫长的异乡生活。日记始于1941年1月27日，终于1946年3月22日作者准备登上归乡火车那天,记录了作者在西安（有一段时间在韩城）训练、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从满怀期望到心生痛苦，最后在现实境遇中幻灭的心理状态。陈明华认为，王莱代表了与他相似身份的青年在战时的心历程。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坡的报告题目为《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以董毅〈北平日记〉为例》。董毅为了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留在了北平，他希望充实提高自己，以期为将来国家建设做准备，来弥补没有逃离北平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缺憾。但困窘的是，越发恶劣的沦陷区社会使他疲于应付之需，难以实现对自己的期许。以血缘、学缘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成为了他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方式。魏坡认为，从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沦陷区青年学生既受到民族主义的审视，又以此为个人追求的理想。
在讨论环节，有学者对陈明华提出质疑：王莱的心理变化是他的家庭变故造成的还是他在的政工工作造成的？王莱是否能代表的青年政工人员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认为，要进一步解读王莱的心理，区分哪些是他个人的情绪，哪些是当时青年人的普遍性心理。浙江省浙江史研究中心主任袁成毅认为，这篇论文偏向于文学叙事，像小说《围城》一样，抗战只是作为历史背景出现，缺乏典型性。
对于魏坡的报告，黄道炫认为民族主义在日记中的体现不太明显，他也看过董毅的《北平日记》，可以感到民族主义的暗流，但并非处处体现于生活之中，不能刻意拔高所使用的材料。华认为，《北平日记》作者的情况以及对这本日记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有所交代。
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孙启正的报告题目为《“不怨多出，只怨不平”：山东抗日根据地救国问题探析》。抗战时期，为军政机构需要，山东根据地推行了救国政策。救国的推行，消除了前期以捐募、以及“合理负担”形式筹集钱粮的弊病。不足四年间，山东根据地制定和修订了十数种负担办法，进行了深入的征粮实践，促使负担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公平两个维度上成效卓著。然而，以“公平”为最高的救国政策也诸多困境。孙启正认为，救国政策是“统一”负担和追求“公平负担”的一次重要尝试，为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报告题目为《财政现代化视角下的收支研究（1940-1948）——以晋绥边区为例》。她以晋绥边区财政收入中比重最大的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包含财政预算决算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监督体系等在内的边区财政体系，运用经济学方法勾勒抗战期间边区收支的动态变化趋势，并从现代财政学理论的视角分析边区征收制度的演变。希望以此财政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以及对现代财政思想的探索。
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杨东指出，孙启正的论文更多的是对救国政策进行了梳理，而缺少对政策的反应。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常宝认为，的论文以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历史性被淡化，历史的真实面向或许没有那么条理清晰。此外，华认为做研究首先应当回答“与抗战是什么关系”这个形而上的问题。
近年来近代史学界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从21世纪初开始逐渐兴起的区域史研究趋势；还有一个就是稍晚些兴起的全球史研究趋势。区域史和全球史，一个向内收缩，一个向外扩张，它们同时在史学界出现，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黄道炫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对国家视角的一种解构、一种“”。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历史研究，国家视角仍然是最重要的视角，这是无法改变的，毕竟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运动在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国家为主体去运行的。
区域史和全球史为什么会兴起？这和近年来国际上的变动有关系，比如欧盟的诞生就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的可能性。再者，国家视角的反复出现，也会使其失去美感，可能导致一种自然而然的“反趋势而动”的冲动。
黄道炫指出，现在很多人研究区域史大概都会从两种角度出发：一是从域外看域内，二是从域内看域外。学者们经常讲的以小见大，既有论题上的以小见大，也有区域上的以小见大。研究者都会去考虑这个区域在国家、全球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个研究会有多大的延展性，或者反过来做全球、国家、地区这样一个回归。从内到外或者从外到内，虽然途径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黄道炫特别强调区域本身的主体性。他认为区域史要从区域本身的长时间发展的角度去做，观察区域本身的运动和区域中的人的处境、选择，以及区域中自然、地理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呈现这个区域活的历史。如果只是把区域作为一个名词、概念，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的话，那么这种区域史研究和国家视角下的研究没有区别。
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黄道炫指出又要避免区域研究的碎片化。如果仅仅是强调区域的特殊性，抱着寻找奇闻异事的心态，那么普遍性就会越来越难以呈现，进而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特殊性，这样下去就会做成一个一个分散的点。区域史的兴起和碎片化的基本上是同步的，这本身就。所以要把外在与区域结合起来研究。
黄道炫一直在思考一个近年研究特别强调的问题：研究可不可以更多地进入人的内心，进入人的灵魂。“人”在传统的研究上通常是被历史事件牵动的一个东西，是行动着的木偶，学者们很少会关注具体的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有千万个马丁·盖尔，只有一个马丁·德”。传统史学会去关注一个马丁·德，因为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进程，而千万个马丁·盖尔并不一定会对历史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存在的，这些人的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这无数个人之间的关联其实也是历史的构成部分。所以无论是区域史的研究、国家史的研究还是全球史的研究，都要去“做有灵魂的历史”。这是他对自己的期望，也愿意与有志于此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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