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一些央行行长比，易纲的经历有两点不同，一是有多年在美国深造、执教的经历，二是一直在央行系统工作。虽然易纲没有像、周小川那样在其他金融领域工作的经历，但过去20余年他既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国金融工程设计的参与者、谋划者，又是这些政策、工程实施的推进者，加之在央行、外汇管理局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多年历练，同时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职务，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金融业以及经济、金融业有较深系统认识的央行管理者。中国央行行长由一位海归担任，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易纲的国际视野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话语权。
因此相信易纲就任央行行长后，一方面会延续过去一段时间央行所确定的方针及政策框架，同时又会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央行工作提出的种种要求做出新的努力。必须承认，易纲任行长的央行与周小川任行长时的央行无论在职能上，还是在面临的挑战及压力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挑战和压力有的来自中国内部，有的则来自国际社会。随着国家机构的推进实施，央行将成为集金融、发展、、监管、调控经济、引导效率等多功能于一身的超级金融管理机构，或者说是超级央行，也将是世界仅见的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央行。而外部则伴随着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回暖必然带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金融市场结构变化、金融制度变化等挑战。毋庸赘言，在央行职能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及人民币国际化挑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央行行长这一角色也势必面临多方面挑战。
经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的多年挣扎、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这些经济体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3月初新任美联储鲍威尔发表证词时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并提到了2018年将加息3~4次的可能性。美联储随后便加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的货币投放也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例如当占人民币汇率形成权重较大的货币启动加息进程后，人民币必然面临是否加息的压力，若不加息，自己的货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而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企业、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需要考虑因金融整顿所带来的资金盘面趋紧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这样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在经济、货币外向度提升的条件下实现货币对内及对外价格的平衡，对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易纲行长将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央行如何承担起金融稳定与发展的职责。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7年11月金稳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央行履行金稳会办公室职责，这意味着未来事关中国金融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工作一定程度上将由央行完成，这既包括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又包括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还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及效率控制等。这些工作央行过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观审慎监管，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明确，要求央行在传统职责外，承担起金融发展和稳定双重职责。这对央行来说，既是一项新，更是一项新挑战。
三是面临央行承担起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职责的挑战。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把两个监管机构原来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样的安排从方向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了监管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程序失当问题，避免了监管机构可能出现的任性表现。这样一种在央行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安排，其实也等于明确了一项工作，就是未来一些金融业的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由央行统筹拟定，监管机构的职责就是一个：专事监管。这项分工改变给央行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金融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拟定，二方面是对各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边际、监管效率的协调。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很多人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机构合并能提高效率，其实这有点一厢情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内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流程，对的运用有什么约束。在这两个机构的合并过程中，央行首先要解决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的重要制度设计问题，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保持和提升两个机构合并后的监管效率问题。
四是面临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2015年8·11汇改是在国内金融市场急剧波动、美元汇率上升、出口阻力渐大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调整，但因人民币贬值幅度超过了国内外市场的普遍预期，加之其后央行又放弃了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次汇率调整不仅导致相当规模的中国外汇流失，同时也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挫。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无疑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走过由区域化到全球化、由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存货币的过程，其实现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该国经济总量的大小，而取决于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该国市场的程度及其稳定性、经济活动效率及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
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央行于国内应充分发挥自身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源管控和支配功能空前强化的优势，从效率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使用作出约束和引导，促进金融业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按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期间作出的表述，中国央行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常态化地基础货币，或常态化地信贷政策，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的央行。如何做得更加深入、科学，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并加强力度。同时，希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央行于海外需要积极拓展人民币国际收支、结算的网络和系统，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带一不断推进、人民币计入SDR、互联网金融应用技术领先一步等机会，鼓励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积极打造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海外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层次多端发力，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五是央行将面临提高市场效率的挑战。在明确重要金融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拟定由央行负责后，其实就等于明确了未来中国金融业的规模及节奏也将由央行统筹负责。过往多年的中国金融业基本是通过增多金融机构数量来推动行业竞争，进而达到提升市场服务效率的目的。但由监管的法律基础和监管取向所决定，这样的市场很难在促进行业差异化发展和提高行业供给质量上有所贡献。在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今天，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水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应该成为未来央行考虑金融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是要鼓励那些能带来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第二是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努力进入新的服务领域，致力提升服务供给层次。对央行来说，提升金融业效率还有一个进一步打通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及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以资本市场供给内容的完善及供给效率的提升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的直接融资支持。易纲在之前曾表达过金融业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金融业还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
六是面临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都是通过在市场上流动配置风险和收益而兑现功能目标和盈利目标的媒介和平台，经营风险和控制风险是金融业的天然职能。按周小川较早前的观点： 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现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的。鉴此，央行需依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表现特点，分门别类地确立各行业、各市场的风险监管及风险缓释原则，设计、建造风险过度衍生的监管框架和机制，重点防范由点状风险衍化成块状风险或链状风险。当前开展的金融整顿的一大目标应是通过金融嵌套、剪短金融链条而最终达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这些金融乱象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寒，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和市场原因，故对这些乱象的消除也非一日之功。对某一时间段因某种或多种原因所形成的超过预期的金融风险，央行要责无旁贷地介入这些风险的消化缓解，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而围绕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央行应尽早出台有关的监管办法。
七是面临如何引导、规范金融新业态成长的挑战。技术对经济活动的渗透能力不断提升、技术与经济发展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既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体现，也是经济增长效率趋向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技术与经济活动的融合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经济活动业态的产生，在金融领域既会促进新的需求产生，也会带来新的供给服务的诞生。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动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中，相信中不断涌现新的金融业态，央行应利用洞察金融全局、掌握金融供给数据全面、清楚国内金融供给长短板及与外国先进市场的供给差距的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对因经济增长以及因各种要素融合衍化，特别是金融与技术相结合所出现的金融新业态，央行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适时加以引导、加以规范。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对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支付形式也按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去管理，那中国也就不会出现以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第三方先进支付方式向全球渗透的可喜局面，假以时日，相信中国的这种金融创新业态必将对全世界的支付格局产生性影响。
八是央行将面临如何保持政策、制度性和权威性的挑战。央行功能的增加意味着自身要兼顾的方面在增多，要协调的利害关系也在增多，这一方面要求央行制定的政策、制度要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也要求央行各项政策、工具的运用要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要以自身的高效率运行来引领整个金融系统的高效率运行。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过程中，一些居于决策的人常习惯于把货币政策当成促增长的常规工具使用，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在强调货币政策中性稳健的今天，这是尤其需要改变和摒弃的一种习惯，不能动辄就搞大水漫灌，以子刺激经济增长。央行有责任明确：货币政策属事关经济增长的总量政策，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有利有弊，不当地运用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更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重隐患，而飘忽不定或者过快、过大地调整货币政策更会引起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
综上，由易纲任行长的中国央行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职责范围上，以及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变化局面上，都与以往的中国央行所拥有的职能、所面临的存在较大的不同，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央行带来种种压力和，但也会给易纲提供极大的发挥专业才华和智慧的空间。挑战者乃也，希望中国央行运筹帷幄，不负，审时度势，见端知本，见危于无形，辨祸于未萌，精心谋势，相机取势，疾步行稳，全面开创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