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宋人另有诗话记载，王安石以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原因：“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思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扬顿挫，更有节奏感。而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他曾说：“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于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发展为“一祖三”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黄与二陈是当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提倡继承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也助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议论，也喜欢在诗中议论。杜甫曾开以议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投合宋人口味。另一个是社会。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重，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很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忧国忧民、感慨时世。这种沉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时期，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慨：“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不过，也有少数人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梦见找不到回家的路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抑扬太甚”，为李白鸣不平。但这些人的，终究敌不过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气候。直到明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棅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当时，上至朝廷，下至乡村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棅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基本持并重态度，对二人各体诗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相当活跃，宋人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诗评家，他们尽管李杜并举，视二人为大家，但在反复的论述与比较中，仍往往会流露出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来为李白打抱不平。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特别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处，他多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跌到历史低点。
由于有了宋、明人的、比较和分析，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优劣高下、风貌种种，似乎有了更多、更的认识，在原先分歧颇大的状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渐达成共识。清初诗坛盟主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兴趣多在王维和孟，对杜甫的诗不甚喜欢，以为李杜齐名，却不相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
基本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洪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基本上都持李杜并重的态度。即使个别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见解，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偏激。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当论优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这是另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还因为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国破山河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不胜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遗民的思旧之情。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能以诗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法来加以寄托和曲折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解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恐怕多少与这种寄托和表达有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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