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历史都是特定时空内不同个体所共同经历的故事，每当的个体产生关系汇聚成群后，他们总是可以共享独一无二的记忆。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里有太多被淹没的故事，有时越是埋藏在深处的记忆，越是令人动容。离开各种历史文献，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上世纪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因为我并不曾经历其繁荣，也无法体会三线建设亲历者们的。但我有幸去到三线建设亲历者们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有幸聆听他们当年的故事，有幸从三线建设研究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有幸分享我的经历。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末，赶上了长辈口里的和平年代，身为从小在城市温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我的生活甚至一直未经历过太大的波动，直到高考这一个人生的转折点，高中阶段学习理科的我最后被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录取了。实话说，我的确对自己的学业没有特定的规划，以至于学习社会学也被当时的我所坦然接受，但我一直难以找到自己在专业内的容身之处，这种不知所措大多来自于我当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误差以及我本身人文素养的匮乏。此时的我就像一个异乡者，并不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我无法在此建立认同与信任，也难以与身处此地的人产生共鸣。
我内心难以立足的感大约持续了整整一年，直至我在大二的时候遇到了教我们《文化人类学》的任课老师——张勇教授。张老师是我校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他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并让有意向参与调研的同系他。坦白来讲，我当时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个项目，甚至连三线建设这场运动都没有完全明白，只是内心评估了一下，觉得自己平时有剩余的时间，可以去尝试一下专业调研，于是我就报名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三线建设这个项目完全改变了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看法，也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018年4月27日，这是我大学阶段第一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实地调研，此次调研的目的地是巴南区的晋江厂。我与雷明锋同学在调查前期通过资料了解到，晋江厂是典型的为三线建设而设计建造的，经历了曲折的选址与艰苦的建设过程，其主要是以铸造高射炮弹、榴弹炮、各种军用弹与装备为主的军工厂。晋江厂最初的地址在江津区，后来于2000年进行调整，搬迁至巴南区，与其余八个搬迁的军工厂共同纳入大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范围，厂内员工将此过程称为“九九归一”。
我当时对三线建设企业调整后的情况了解并不深入，以己之力所找到的视频资料大多都是讲述三线建设鼎盛的生产时期，所以凭借文本与视频资料，我难以想象如今的三线建设企业是何模样。晋江厂内堆积的落叶
张勇老师开车带我们前往晋江厂，在半接上了此次陪同参观厂区的吴学辉老师，他是原晋江厂的厂办主任。当吴老师带着我们迈入晋江厂时，即刻就能感受到老厂才独有的沧桑，我才意识到晋江厂并不是我脑海中工人各自忙碌、欣欣向荣的模样，而是沉寂萧条到了极点：泛黄的翻皮墙壁、罕见的破败汽车、堆积的满地落叶、悬挂的生锈挂钩、车间内散落的半成品木块、透过阳光可见的尘埃，这个厂里的每一个物件无一不透露着这个破旧废厂的沧桑。
吴老师带领我们往里走，详细地介绍着过的每一个房间，并回忆着当年工人们、克服重重工作的场景，他笑得满脸皱纹的脸上，挂着自豪，也带着留恋。吴老师带着我们走进了工厂一个存放旧物的储藏室，他打开了一个柜子，我发现里面是一排布满灰尘的杯。他拿着其中的一个杯，告诉我们，因为当时他们做的是厂里最累的活，力气大，所以拔河拿了一等。他轻轻地叫了我一声，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的杯拍照，我立马答应了，并和同学一起用纸巾不停地来回擦拭着布满灰尘的杯铭牌，紧张和酸涩着我的内心，我端着相机的手都在发抖，因为我想拍好这堆布满灰尘却又承载着他们热血回忆的杯。晋江厂内堆砌木块的车间
吴老师告诉我们，厂里只剩下三十个人了，其他人都嫌工资少而另寻生，每天厂里最多只有七个人守厂，其他人都属于离职状态。虽然工资低到大家伙儿已经快养不活家了，但余下的人对这个厂有太深的感情，实在舍不得离开。昔日的大厂，如今逛上一圈都难以碰上一人，我们走在布满尘埃且空旷寂寥的厂里，破旧的墙上布满了散落的阳光的余辉，这个厂让我感受不到春天里应该有的生机盎然。
如今，我已回忆不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地调研后的直接感受，但那种实地调研后的冲击感实在令人难以忘怀，还有那种与个人预期猜测不符合的惊讶感，那是一种需要自己消化的矛盾情绪。在消化的过程中，第一次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情怀感的我开始愿意花时间去思考问题，去静下心来真真切切地分析问题，然后尝试去解释这种现象。
第一次实地调研带来的现实冲击总归是最大的，但那种冲击力还不足以使我坚定地研究的道，因为难以实现自身专业认同始终是一个问题。我反复地询问自己：“我如果真的做研究，那研究又有何用呢？”
第二次实地调研接踵而至，2018年5月张勇老师带着我和张友同学驱车前往另一个具有特色的三线建设企业旧址——綦江区双溪厂。根据已有厂史资料，我们了解到，双溪厂位渡河和石龙河两条小溪交汇的山谷中，因此得名“双溪”，双溪厂是由东北和平机械厂、太原晋西机械厂承建的。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遵循“靠山、分散、隐蔽”，所以双溪厂选择了三个天然溶洞作为隐蔽保密的生产车间,洞内皆被用于生产当时所需的军工设备。双溪厂在建厂之初,职工就有1000多人,在最鼎盛的时候职工近4000人,工厂建有厂区、家属区、自来水厂、配套有幼儿园、子弟小学校、子弟中学校、技工学校，附属医院、大集体电影院等工作与生活的配套设施。
张勇老师驱车带着我们进入綦江区赶水镇后，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我们感叹着群山环绕的好风景，却难以想象到当初在此奉献青春的三线建设移民的与无奈。到达双溪厂大门前，远远就可以看见耸立着的巨囱和依靠溪流而建的一排泛灰的居民楼。走进双溪厂大门，昔日的大门已被风雨抹去了原本属于军工厂的辉煌，我们发现大门旁还挂着“大山深处的休闲山庄——国家‘三线建设’兵工厂旧址欢迎您”的招牌。哪怕是原先以军工产业为主的双溪厂，如今也难以逃脱消费时代的，农家乐老板利用“三线军工天然溶洞”为旅游消费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符号和色彩，从前辉煌的军工厂，如今休闲的农家乐，独特又鲜明的变化契合了时代的潮流，但却令人唏嘘。双溪厂大门旧址
张老师在参观的过程中一直在和不同的群体交流着，看似轻松愉快地聊天，却已经搜集到了一些的资料。我们中午的用餐地是一个农家乐，老板梁龙田是双溪厂退休后的留守职工，同时与我们用餐的还有双溪厂搬迁后的副厂长王书杰，他也是三线建设移民二代。我们一边吃着农家自种的可口饭菜，一遍听着王厂长讲述他与三线的故事。我从移民的角度了解到他作为北方人一下子难以适应重庆的地形、气候、饮食与交往时的语言，当我们问到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却表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东北人还是重庆人，他笑着说在重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北方人，但回到北方后却又不被认可，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内心深处的酸楚。
日落时分，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调研。在驱车回到学校的途中，我陷入了沉思：在两次实地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们，他们奋斗了半辈子，他们为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为国家奉献青春、挥洒汗水，但在最后却依然难以获得同等价值的回报，三线建设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由此改变了他们后代的命运。
我内心被酸涩与矛盾所着，酸涩当然是为了三线建设亲历者们，而矛盾则是觉得我自己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却为力。正巧张老师询问我们今天的收获与感想，我如实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张老师当时对我们说道：“我们来这里所做的一切，可能最后对他们的生活形成不了多大影响，但我们能做的，除了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段历史以及这些独特的群体，这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具有价值了。”说来也奇怪，当时的我好像就找到了连接个人价值与社会学专业价值的平衡点，我突然明白了个人能力虽然有限，但也要尽力发挥自己的价值。
2019年4月，张勇老师决定带我们去四川省广安市调研，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跨省调研，难免会有与之前不同的新鲜感。我们的调研内容主要是参观广安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和考察广安市典型的三线建设旧址——华光厂与永光厂。
4月29日上午，我们顺利到达广安市博物馆，前来与我们会面的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将接下来为我们进行博物馆的解说。博物馆内存放的都是广安市内所有三线企业的代表生产物，所以又被称为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整个展厅分为两楼，在一楼可以看到中国最早自制的一批相机：明光厂的明佳反光机、永光厂的双镜头机、珠机、珠的不同倍数的望远镜等等，还能看见生产相机镜片和瞄准镜的抛光水洗槽；二楼则更多陈放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其他还有弹、射击子弹、装甲车玻璃。广安市中的三线企业分为民用品和军用品，民用品一般是机等数码产品，而军用品则多是一些的瞄准镜和机动车辆的零件，这些军用品也为上世纪的军工武器生产提供了的基础。调研小组在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前合影
简单用过午餐，我们于下午两点到达了广安市永光厂旧址。一下车我们就在旧居民楼碰见了三名当地农民，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奶奶。在与她们简单的聊天中，我们得知，永光厂搬迁后当地没有以前热闹了，搬迁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最大的不方便则是用水用电，因为永光厂建厂的时候占了当地农民的土地，所以光华厂为被占地农民免费提供水电，但自从永光厂搬迁后，当地农民的水电供应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接着往厂区方向走，走到永光厂大门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未发现那里躺着一块写有“永光仪器厂旧址”字样的残缺石碑。这块石碑已经破碎成石块，随意地丢弃在乡野的草丛里，当地农民甚至直接将右侧大门圈入自己院内饲养鸡鸭。
再继续往里面走，两旁的植被开始逐渐增多，也愈显茂盛。透过繁杂的树枝，一栋略显破败的砖房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屋顶已经消失，仍然伫立的发绣钢筋支架毫不掩饰地彰显着房屋的沧桑，这是一间巨大的厂房。一直往深处走，越来越多的厂房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昔日厂房外的大坝子已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草野花，甚至有农民圈地种植的莴笋，这里长满了生机盎然的植被，但却因为空无一人而显得格外荒凉。我们随意走进了一间厂房，里面又潮湿，令人惊讶的是居然住满了蝙蝠，有的倒挂在天花板上，有的在屋里来回盘旋。这可是以前的生产车间啊，如今竟成为了蝙蝠栖息地，甚是令人惊讶！永光厂曾经最大的生产车间
在绕过了全是野草的树林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该厂曾经最大的生产车间。如今里面两个蓄水池中已经长满了不明物体，地上堆满了不成形的生锈铁架，阳光透过空隙照进来，如果不曾目睹过生产时期车间内部的忙碌，谁能凭此萧条景象联想到昔日这里的高昂士气？
休整一番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行，前往华蓥山华光厂。轿车行驶在华蓥山中，从小生活在山城的我对山自然是不陌生，可我目光能及之处皆是被绿植覆盖的大山，崎岖而蜿蜒的公是进出大山最方便的途径，眼前一个弯接着一个弯的盘山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头，我不禁体会到当年山里三线建设企业内职工的不易。
我们于下午四点到达了华光厂。一下车，便看见了一排居民楼，居民楼虽然有些陈旧，但窗户外面摆放了许多盆栽，挂满了晾晒的衣服，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社区。社区旁的幼儿园里面有很多小朋友正在上课，再往前面就是当年的电影放映厂，如今已略显破败。由原华光厂家属区形成的社区
华光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华光集团搬迁的时候将产权卖给了当地的广能集团，所以华光社区现在的居民大多为广能集团的职工和职工家属，整个社区内大约居住了2000多户人家，总人数共约5000人。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华光厂的车间现在已经成为了广能集团的堆纳车间，里面堆放着广能集团的一些器材和零件，房子的使用率不是特别高。
我们决定去华光厂的车间看一看。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车间的进入许可。进入车间区域，迎面是一条笔直的小公，两旁的树虽然并不粗壮但却十分高耸，整个车间区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历史感：镂空的车间屋顶、生锈的车间铁门、堆满了的铁桶和挖煤机,难以从此刻的景中想象出当时华光厂兴盛时候的场景。同行的同学不禁感慨：“这里真是鸟语花香，工作累了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听听鸟儿唱歌，也是一种惬意啊！”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总是在忙碌地从事生产，比起山青水秀，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向往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当然，我们不是他们，彼此之间隔了时代变迁的差异，也从来都谈不上感同，于是只能站在他们曾经挥汗工作的旧址上，感受他们那个年代的世界。被卖掉的华光厂车间
累积的调研经历使得我慢慢发生了变化，我从最开始单纯对调研的过程感兴趣逐渐转变到关注三线建设移民群体，以及会思考结构转型对这个群体产生的影响。越是多看书越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调研从正面引发了我的思考，同时从侧面激励我去积累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旁观者”，逐渐变成了“参与者”。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渐渐懂得了如何做好一次实地调研，包括前期如何搜集资料、中期如何开展调研并灵活变通、后期如何整理并补充资料等等，实践所得来的经验远比教材中学术化的解释更令人深刻。
每年的上半年是大学中学术类竞赛与创新创业类比赛最密集的时刻，我们刚好在最适合参加比赛的时候碰上了挑战杯，即“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这是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竞赛之一。挑战杯又分为“大挑”与“小挑”，“大挑”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小挑”则为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每个项目每两年举办一次，我们碰上的正好是“大挑”。
我们共有六个同学跟着张勇老师做三线建设的调研，团队内部自称为“三线小分队”，每个都有外出实地调研的经历，也都有做过三线建设移民的，所以我们三线小分队决定利用已有的一手材料撰写论文去参加挑战杯竞赛。拍手参加比赛的决定总是轻松的，而整理资料、撰写并修改论文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张老师对待学术很严谨，所以对待这次挑战杯项目格外严格，我们既要以扎实材料为基础进行文章撰写，同时也要兼顾创新，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我们经常需要讨论，所以撰写论文、准备材料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课余时间里几乎都呆在学校快递部楼上一个临时用木板搭建的自习室。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是打包盒饭，在木板自习室里边吃饭边看文献，每当完不成任务就面临着熬夜的风险，所以小组都十分认真努力。
我们的论文题目最终确定为“我是谁？——三线建设移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变迁”，主要是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三线建设这场运动所产生的三线建设移民身上。他们为巩固战略后方、促进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三线建设结束后，仍有众多移民定居在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付出了整个青春的城市，但伴随着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单位制解体后的三线建设移民面临着许多困境，种种矛盾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发生了转变与分化。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的追问，所以身份认同可以分为群体身份认同与地域身份认同。我们选取了曾实地调查过的、位于川渝地区的五家典型的三建设企业，将五家企业中的一、二代三线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最后我们发现，三线建设移民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建构、转变与重构，他们首先是在三线建设兴盛时期由单位建构出了集体自豪感，然后又在单位制解体后经历了集体迷失，最后在新时代下他们又经历了身份认同的重构。而三线建设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分化成了四种类型，何洁门照艳全集分别是认同自己是家乡那边的人、认同自己是三线企业这边的人、同时认同自己是家乡的人与三线企业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对三线移民身份认同的考察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具有现实性、社会性的研究。
2019年6月17日，一个很普通的周一，已经晚上十点有余，我们还在木板自习室内修改论文。突然，我觉得桌子在震动，以为是有小组在抖腿，就随口问了一句：“谁在抖腿呀？能不能别抖了！好好改文章吧！”但震动还是没有停止，我有点恼怒了，于是又重复了一边刚才的话。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两眼相望，不过大家发现没人抖腿。一个同学打开了手机，告诉我们是四川宜宾市发生了5.8级地震，然后我们又相互望了望，谁也没有起身，又继续在抖动中开始忙碌。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会觉得我们特别，地震来了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跑下楼，而是继续改挑战杯论文，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所有人觉得重庆的地基太安全，还是因为我们当时在离地面很近的二楼，亦或是真的是于改论文、无法自拔，但这种行为都是不提倡的，比赛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团队参加挑战杯决赛合影
人的潜力在压力下就如同弹簧一样，有的时候不压一下都不知道能弹多远。我们三线小分队在“压力就是动力”的口号下，冲到了决赛。巧合的是，决赛答辩的时候居然碰到了一位三线建设移民二代出身的评委，他对我们的调查特别感兴趣，并且特别能感同，在点评时提出了很多良好的。
机会总留给准备好了的人，我们成功地拿到了全国赛的入场卷！国赛要求提供精美的调研图片集和介绍视频，所以整个团队兴奋之后又面临着新一轮精益求精的修改。时间紧迫，记得那时我们每天白天上课，晚上熬夜修改，但直到网上提交资料的最后那天晚上，我们的图片集与视频都还没有如期呈现出来。当晚，张老师十点过从山下开车到山上来“监督”我们，在他严格的“陪伴”下，最终我们在网络提交截止前两分钟成功上传了资料！大家终于可以好好坐下来歇一口气！此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但我们的神经刚刚结束紧绷，毫无睡意，于是一起又看了一遍为项目制作的介绍视频，那一刻大家心中涌起各种感慨。我们的作品最终取得了全国三等的成绩，我不否认
我们的成功中包含着一部分的运气，但我们的确竭尽全力做到了当时的最好。团队获挑战杯全国竞赛三等
对三线建设企业的实地调研和对三线建设移民的，是我本科阶段做得最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的时长来看，它的确是跨越了我的半个本科生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了解三线建设这段历史以及三线建设亲历者，但对这一方面的了解却加强了我对另一方面的探索。在挑战杯竞赛的时候，我们曾做过有关三线移民身份认同的调查与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我对社会认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引发了我新的思考，所以在选择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时，我选择了研究三线建设移民的社区认同。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内，三线建设移民的身份认同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我难以找到专门研究三线移民社区认同的文献进行学习，也不清楚他们社区认同的现状。在我跟张勇老师讨论后，他决定带我去实地调研，初步了解一下三线移民所居住的单位型社区的情况。
我们选择了沙坪坝区康明斯厂所在的五灵观社区与巴南区晋江厂所在的广益街社区为调研地点。我在调研前已经阅读过一些关于典型单位制企业员工社区认同的调查，希望能从前人的研究里挖掘出可行性经验以用于我自己的调研，但因为三线建设企业大多选址偏僻且单位管理特殊，所以有别于普通的单位型企业，对三线建设移民这类典型单位人的研究也与普通单位人有所不同。在调研前我猜测三线移民很难实现社区认同，可是通过深度社区工作人员与三线移民，我发现有的三线移民可以形成部分的社区认同，且作为单位的三线企业在三线移民形成社区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又将三线移民现时的单位认同纳入了范围之内。然而这些都只是初步的调查，还需要更多的深度进行佐证。
我与另外两个同学的论文都选择了将三线建设移民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所以我们三人总是一起外出调研，一起聆听调对象讲述当年的故事。2020年1月20日，我们结束了春节前最后一次深度，离别之余还在商量着春节后的调查如何开展，殊不知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悄然滋生。1月22日，不明疫情在国内爆发的新闻登上了各大的头条，这场疫情，不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也让我们所有人度过了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春节。社会学专业内有一个名词叫“风险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这些风险一旦爆发，将会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人将承担这一切未知的风险。我们的实地调研也停止，好在之前搜集到了较充足的资料，足以支撑我们写完毕业论文，但未能收集到更丰富的资料仍一直是我的遗憾，这也导致我毕业论文中关于三线建设移民社区认同的分类可能并不完善。有了遗憾也才有动力，适时地退出与消停，可以让我有更多独自思考与沉淀的空间，明白目前研究的不足也才能更好地开展下一次调查。
我本科阶段的社会学调研是从三线建设开始的，所以我想用三线移民研究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用跨越我半个本科阶段的调查与研究来结束我的本科生涯。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会停止，希望我能保持对田野的热情，同时也能有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以前的调研经历，现在回忆起来难免会显得稚嫩，也会有很多明显的失误，但那的确是我真真实实经历过的。每次调研都能给予我不同的，少了哪一段经历都不行，因为成长的过程是需要连接的，是那一段段鲜明的调研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一个还不断在调研中积累经验的我。
作者：蔡茂竹，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院2016级本科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