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虽受经济等空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仍展现出了强大韧性，不但顶住压力保住了基本盘，而且新旧产业转换动能不断，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从2012年至2018年已流出的资本有学者的测算是在3到5万亿美元之间，这造成了资本积累率快速下降，乃至出现了负值，而资本积累率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最关键因素。
资本跨境转移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财富头部群体财产大规模跨境转移，二是以超额地租、超额数据租方式攫取的超额收益大量流出，三是美元连续加息，导致套利资本流出，四是黑灰资本持续流出。
什么是超额地租？超额地租是向房地产企业让渡土地所有权拥有者所享有的税赋权，从而使房地产企业得以以预征税赋方式获取的超额利润，它的本质是让渡的税收。
事实上，超额地租往往超过正常税赋，表现为房地产企业通过金融杠杆，将父母辈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将透支的年青一辈未来三十年的收入，以房贷方式进行提前套现与归集后为超额收益。
何谓“超额”？超额就是房产价格远远超出其成本，居民平均住房支出占居民平均收入的比例过高，房价十年涨十多倍，这也难以用正常的市场机制来解释。
观察南美洲、日本、东南亚等曾经发生经济危机的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超额地租曾经的幢幢鬼影，重重伪装之下，是那一国从目标国或地区疯狂攫取财富为本国充值的一种手段的真面目。
因此，超额地租被进行跨境转移本就在题义之中。伴随着超额地租战略的推进，是新殖义对目标国或地区经济生态的长期塑造。
超额数据租与超额地租具有同质性，只不过是发生的空间不同，一个发生在房地产金融领域，一个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这些被跨境转移的资本，既是能大幅减轻我国劳动者税负的潜在税基，又是决定6到8亿人口能否成为中产阶层的依据。
国内相关利益方违反“房住不炒”的原则，迷恋地租经济，与我国的博弈对手联手将房地产泡沫吹大，直至被博弈对手从2015年后开始埋设的累计1700亿元美元外债63万亿元人民币债务，导致房地产业出现结构性塌陷。
在未完工、未售房产中沉淀了大量资本，有学者测算的数据是约350万亿元人民币，而全社会的总资本约为1200万亿元人民币，沉淀资本约占社会总资本的三分之一。
9月6日，易纲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这表明，与国外对抗通胀不同，我国5年来一直对抗的是通缩。导致通缩的真正原因至今鲜有人能明确。
人民币本是主权法币，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学理上与管理上都把人民币当成了债务货币，实行有管理的联系汇率制度，与一揽子货币挂钩，这削弱了人民币的主体性。
由于人民币主体性不足，一方面它的购买力很强，但另一方面汇率却被外部因素明显压低。只要了解经济史，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一旦货币币值被严重低估，就一定会出现通缩，，概莫能外。
我国目前使用的是高盛公司为我国统计局设计的一整套错误的P统计方法，用这套方法计算的P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的总量，相当部分的服务业产值没有被统计在内，合计少算了60—120万亿元人民币，我国线万亿元人民币。根据错误的P数据发行人民币（货币发行量=P*10%），导致了基础货币严重不足。
2024年7月底，我国货币发行12.36万亿元（与126*10%对应），基础货币为36.44万亿元。货币发行实际应为24万亿元（240*10%），即货币发行应增加12万亿元，基础货币应增加到48万亿元。
从费雪定律（资本流量*资本流速=商品总量*商品加权平均价格）看，无论是资本跨境转移，还是沉淀，都会令流量减少，流速虽会增加，但不起主要作用，在商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会降低，再叠加基础货币严重不足与人民币币值被明显低估（被低估约50%），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并出现持续的通缩压力。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没有能充分流入实体经济。 社会资本一方面在持续外流，另一方面，大量存量资本滞留在金融系统空转，没有能充分流入实体经济，导致经济运行因缺血而动能不足。
消费结构由收入结构决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局限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弹性较低，高收入群体虽然坐拥巨量财富，但他们人口占比很低，消费方向主要是奢侈品，而且偏好国外产品，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的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
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源是社会财富分布结构失衡与中产阶层遭受重创。目前社会财富的人口分布的是构型，底部的低收入人口占比高，顶端的高收入人口占比低；
社会财富的存量分布则是倒构型，底部大量低收入人口只占有很低比例的社会财富，顶端数量很少的高收入人口却占有比例很高的社会财富。
无论是社会财富的人口分布还是存量分布，合理的构型是橄榄型，基尼系数应在0.35左右，只有这种结构才能持续消费动能。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国不仅财富分布结构出现了问题，由于房地产业出现结构性塌陷与资本市场持续走弱，又令中产阶层迭遭重创。社会财富分布结构失衡与中产阶层遭受重创是消费动能不足的主要原因。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复苏乏力与持续通缩压力的问题，促进经济回归正常发展轨道，落实以下六项措施：
应对财政部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财政部不应仅仅是一个出纳收支机构，它的核心职能更应是对资本与资产的流转与分布进行分析与管理。
我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资产管理能力，否则就如同军事上没有战场和控制能力，知己知彼、克敌制胜又从何谈起呢？
当务之急是立即对各种违规资本跨境流转通道进行与封堵，包括传统通道如地下钱庄及某些外资金融机构，也包括日益成为核心走资手段的新型通道比特币。另外，也有部分违规资金借一带一之名，行违规外流之实。
封堵资本跨境流转通道是阻断为美元充值进程的重要手段。大国博弈事关国家的存亡，设立资本跨境流失罪对不当资本外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直接税体系。根据当前的突出矛盾，优先选择离境税作为突破口，迅速对资本流转方向有力干预。
要特别把直接税搞头税，异化为人人有份，或者是大部分人都成为课税对象的税种的错误做法。直接税是对财产课税，最鲜明的特征是80%以上的老百姓都不需要缴纳。
通过税制，可以确认财富的性，财富头部群体可以从此，不用时刻惦记着往外走。封堵资本跨境流转通道是“堵”，税制是“疏”，只要疏堵密切协同，就一定能有效逆转资本的流转方向。
在直接税尚未健全，防止资本违规外流的堤坝还没有修筑起来之前，允许加杠杆大规模聚集社会财富是极度的，因为很容易被博弈对手一锅端。
当前我国的税基是以劳动所得为主（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本质上也是赋税），而作为社会财富的聚集端与增长端的资本利得，则大部分游离于税基之外，而且正迅速流失到境外。
通过税制，可以使我国的税基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增强国家资本，有利于夯实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确保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减轻劳动者的税负，促进社会财富分布的优化，实现共同富裕。
为确保税制成功，必须完善税制立法与司法，要建立由中央直辖的税政检察机构与税警部队为新税制保驾护航。
2016年取消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一揽子货币挂钩，无论是与美元挂钩，还是与一揽子货币挂钩，都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自主定价权从而令人民币欠缺主体性。
一个主体性不足的货币是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无限法偿主权信用货币的，其币值往往容易被外部因素影响和。人民币的定价必须脱离一揽子货币，改以工业用电电价为锚，允许上下25%的波动。
为应对因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和基础货币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出现持续通缩压力的严峻形势，除引导人民币有序升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挂部分必须结汇回流）与及时增发货币纠正流动性不足的眼前之急外，我们更要推动《人民币法》的立法立足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人民币的主体性，明确人民币的备兑基础，规范人民币的发行、流通秩序与币值管理，从而建立起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税制、雄厚的国家物资储备和严明的货币立法与司法之上，而不应当仅仅是建立在没有法律约束的之上。
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是我们的薄弱环节，由于美元正处于重置过程（重置即美国为冲减天量债务与维持美元资产价格，让估值严重虚高的美元回归其真实价值。
美元贬值烈度的高峰期预计会在2025年出现），所以美元与美元资产（包括作为美元兑换券的港元与港元资产）都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
我们应尽快建立囯家储备委员会，它当前最紧急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紧紧抓住时间极其有限的窗口期，迅速将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包括外挂的与账面上的）的60—80%转变为战略物资资产储备，如金、银、铜、铀、能源等，战略储备的规模起码要达到3万亿美元，其中黄金不少于1万吨。财政部同时要将8千亿美国国债的70—100%进行快速减持。
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是我国劳动人民数十年的积累，也是人民币建立主体性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承担起确保其安全的历史责任。
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不足的大背景下，应立即促使外汇储备外挂的部分结汇回流，长远而言应建立起人民币主体性、法律保障与的信用基础，就一定可以排除外部因素干扰实现有序升值，如此则不但能有力逆转通缩趋势，而且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吸引国际产业资本流入。
有人认为只要人民币升值就会影响出口，这种看法也是某些所谓专家的一贯话术。其实我们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或者是别人产业链不全无法生产的，或者是人家不愿意生产的，或是没有这个技术生产不了，总之，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举个例子，义乌生产的大量小商品，我们有必要去补贴吗？没必要！因为除了义乌，全世界就没有地方能接这个订单。我们不但要实现人民币在合理边有序升值，还要疏理所有的出口退税，没必要的一律取消！我们不能再出口通缩，我们要出口通胀。
非常时期，应发挥国家资本能逆周期调节的特殊优势，把一部分价廉质优的房产购买下来。这样，一方面国家能储备一批可以增值的优质资产，另一方面又能盘活沉淀于房地产的大量资本。沉淀资本一旦被盘活，我国经济发展的蓬勃动力就能迅速被激发出来。
这些优质房产资源，可以委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进行运营，可以销售，可以用作人才房，也可以用作保障性住房，助力解决2.9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国储房地产的目的不在于房地产企业，而是要让沉淀资本重新流转起来。在国储的过程当中，应遵循“救民救楼不救市”的基本原则，对相应房地产企业及关联方要同步进行清算与综合治理，逐步完成从地租经济向数据经济的过渡。
房地产产业链中的富余产能，可以引导到包括农村水循环建设的生态基建当中，既可对解决就业与拉动消费发挥重要作用，又可改善，使宅等资产获得溢价，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由于我们少发了12万亿元货币，因此财政部可向央行借入无期无息的12万亿元，全部有序进行资本化投入，如可将5万亿元拨付社保基金用于购买资本市场的优质标的，以完成资本市场底部定价；5万亿元用于国储房地产，以完成房地产市场底部定价；1万亿元投入农村生态基建；1万亿元投入新能源建设。
在及时纠正基础货币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根据实际需要扩大赤字融资，所得资金可以投资到数字基建、生态基建、圈层基建（即我国经济外延到国外部分的基建）等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建设项目；可以补充社保基金；可以对战略重点产业进行补贴；可以进行战略物资储备；可以进行教育医疗，纠正过度私有化。
教育事关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是立德树人的百年大计，怎能假手于人依赖以逐利为天性的民营资本？医药复合体已成为社会财富的吸金兽，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过度私有化之不可持续。
所有这些赤字投资，都必须能创造价值，能提升资本积累率，能增加就业，而且不能突破国家合理的负债水平，达到了预期的增加就业和纠正通缩趋势的目标就须适时中止。
赤字货币化不但不能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提升资本积累率，反而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产生严重通胀，债台高筑举步维艰的美国就是。
当前股指期货、期权、融券、转融通等可做空工具异常发达，特别是融券可用现金还，使做空力量占据绝对优势。
做空、量化交易的本质是短期投机资本用小刀子反复割肉长期投资者，令长期资本退出股市，挖掉股市可持续走慢牛的根基。
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密切协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与信心，通过综合施策，促使在银行系统空转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金融系统的人员构成复杂，具有长期的海外学习及工作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很难确保每个人都能站稳中国立场不受负面思想影响。另外，一些食利也是盘根错节，隐藏极深。
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我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重要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2023年11月2日，部发文《机关做金融安全的坚定守护者》，文章指出，个别国家把金融当成地缘博弈工具，屡屡货币霸权，动辄就挥舞“金融制裁”大棒，一些叵测者兴风作浪、趁乱牟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
可见，关键时刻重大货币金融政策的落地落实，都必须以铁拳综合治理为保障，尤其是与部不能缺席。这方面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现在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约50%，国内资产价格也被严重低估，股票市盈率只有国外的30一50%，存在着币值与价格双重低估。
如果我们不能在境外金融资本出手抄底之前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将我国经济从通缩态势改出，令其重回正常发展轨道，那么这些凝聚着中国人民数十年被严重低估的优质资产都会成为为博弈对手充值的资产！
美元已处于重置过程之中，贬值的烈度将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由于我们至今都没有吸取超额地租的深刻教训，仍然地对民间呼声置若罔闻，甚至极尽之，以致一再贻误战机。
无论是封堵走资通道，还是直接税立法，还是确立人民币的主体性，还是外汇储备战略资源化，还是美国国债减持，其本质都是斩断新殖义对我们殖民的。
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必须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如果谁为了嗟来之食充当我们博弈对手的代理人，或者刚愎自用尸位素餐以致贻误战机，令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遭到挫折，那么他必将为自己在经济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当年日本“天降组”的往事绝对不允许在中国再度上演！
现在就是“飞夺泸定桥”！现在就是“血战腊子口”！我们已没有退，唯一的出就是竭尽全力杀出一条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24 年 9 月 24 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人民银行将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其中一项工具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该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份股等资产为抵押，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国债、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
通过股票市场定向互换便利操作，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可以将手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替换为国债、央票，可以很方便地在市场上回购或卖出融资，这将会大幅提高相关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投资能力，相当于直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得了流动性支持，畅通了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的传导。
互换便利首期操作规模是5000亿元，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该项工具操作的主动权是掌握在相关机构手中的，资金本质上是机构的资金，央行并没有增发基础货币，主管部门所起的作用是为机构投资股市提供便利。
10月10日，该项货币政策工具正式落地，我们必须密切观察市场对该项工具的接受程度，并做好相应预案。
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精确掌握好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落地落实节奏，必须做到有序有力，切忌挤牙膏式用力，把大家的信心树立起来至关重要。
现成的，我们就有12万亿少发行的人民币可用，直接从央行进行无期无息借款就行，外挂的2万亿美元也必须结汇回流。
以国家的力量去完成经济底部的确认，修复币值与价格双重低估的资产与投资者信心，对防范博弈对手大量收集廉价筹码完成对本国的充值及恢复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促进经济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