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走强成为2015年全球市场的主题。新兴市场资金外流的困境，同时美元过于强势对美国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事实上，今日情况与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有明显相似之处，美元强劲上涨一直是牵引全球经济增长、资金流动及政策决定的关键因素。那么当今世界几大经济强国能否签订一份类似的协议？
广场协议历史重现
“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兑美元再有一定幅度的有序升值，将会是可取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已做好准备，若能够带来帮助，将采取更加紧密的合作，以促成此事。”这话来自30年前的9月所签署的“广场协议”。此番措辞放在2015年似乎也并非不合时宜。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激增，对外贸易赤字大幅攀升。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法国以及英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G5的联合力量极为成功，不到两年时间美元便贬值40%左右，结果G5连同，不得不再次于巴黎开会，拟出所谓的“罗浮宫协议”。广场协议和罗浮宫协议在快速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期十分突出，在这之后，又出现过几次主要央行联手干预全球汇市的情况。
G5和G20的巨大差异性
上周末G20公报重申支持更具弹性的汇率，并不可发动货币竞争性贬值。G20性质多元，其中不乏中国、土耳其及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想要让G20达成共识，难度远高于30年前关系密切的G5会议。
此外，眼下的全球经济、央行金融及金融市场面貌，已经与1985年截然不同。期望签订新广场协定无疑是不可能。当今世界金融与经济版图的错综复杂程度远非昔日可比，决策者想要引导汇率更是难上加难。
当年G5以10亿美元单位衡量的事务，现在变成动辄以几个万亿美元计算，当年计较的是几分钟差距，现在争的是十亿分之一秒之差，而经济主义也成了当今的全面。
国民银行(NAB)全球外汇策略负责人之一Nick Parsons而言，广场协议令其印象深刻。
他回想起在1984年年底，以投资经理人身份作出的第一笔外汇交易，是在248日元水准卖出美元，然而之后美元兑日元汇率却是反向大涨13日元，升至261日元。他被叫去解释看法，且被问及是否仍深具信心。当时他顶住压力，其仓位到1986年在160日元水平时才平仓。这有一大部分要感谢广场协议。然而，如此对比极端的汇价走势现在已不复见，所以起始点非常不同。
Parsons认为，现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已有更大的内部连通性，例如，汇率波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其他资产，其他资产类别被带累波动的可能性很大。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全球外汇策略主管Hans Redeker也认为，目前签订新广场协定、或者采取任何层面的直接协同干预市场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
Redeker认为，大家都希望在汇率问题上保持灵活性，但最终结果可能却是决策者在稳定机制方面加强合作。这些机制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而这些举措的效果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