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我们既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有效办法，又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所不能解释的。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启动经济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先河。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全新的说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施扩张性政策，把干预经济上升到理论高度。凯恩斯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生产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消费放在第一位，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危机问题，必须实施干预，以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实际运用，使西方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来看，它的消极后果同样明显：了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削弱了危机刺激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的杠杆作用，并形成了滞胀。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现象越来越严重，此后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几乎都是旨在解决滞胀问题。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可以互换的基础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二者在短期内可以互换，在长期内则由于人们的预期以及通过加价自身利益而不能互换。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就只能是轮番加价的滞胀。从一定意义上讲，干预反而导致了短期行为，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例如，如果通货膨胀每年都递增20%左右，国家不进行，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和经济稳定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今年是20%，明年又变成30%，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通货膨胀的幅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据此，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尽可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帮助不少国家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减税，通过减税实现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供给学派认为，如果税率太高，纳税者就不愿意生产，或者没有能力生产，税收反而会减少。税率降低到某一点，就能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了，税基拓展了，税收就会更多。对于消费者来说，减税可以刺激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同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美国里根1981年推行全面减税，不仅遏制了经济衰退，而且实现了从1982年起连续25个月的快速增长。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演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第一，经济政策设计既应着眼于启动经济，又应有利于形成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的机制。显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扩张性政策，有利于遏制衰退，甚至可以制造繁荣。然而，这种推崇行政干预的理论如果频繁和过度使用，则容易导致滞胀。因此，扩张性政策应严格在启动经济、修补市场方面，并努力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稳定发展结合起来。第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有利于形成长期预期，有利于让市场平稳地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三，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着眼于从微观层面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也有。经济繁荣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活力，减税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恰当的经济政策，就能使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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