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将迎来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但是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日前，主题为“推动力”的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在京召开，与会嘉宾共同把脉中国经济，探讨中国长期发展的径。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灰犀牛’现象，而‘灰犀牛’之所以区别于‘黑天鹅事件’，则在于其势不可挡并且是能够看到的大概率事件。因此，我们在的过程中要驯服‘灰犀牛’。”中国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说。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也将关注点放在了“灰犀牛”现象上，他详细阐述了中国金融及实体经济转型中的风险。杨再平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从超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这个转型必然对金融产生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增速减缓会对存量金融资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可能导致资产质量下降，同时也对增量的投放产生影响。而信贷质量弱化，信贷收缩，经济增速进一步迟缓，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因此，怎样有效的管控这方面的风险，是金融业必须要做的。
此外，杨再平认为，经济转型期需要面对的金融风险还包括，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中对信贷产生的影响，从高负债经济模式为低负债模式中如何把握轻重缓急的节奏，中国金融企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过程中带来的相应风险以及传统金融业态向新型业态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影子金融、非法集资等问题。
谈及如何通过做减法来金融风险，刘胜军表示，要淡化经济增长指标，要淘汰“僵尸企业”，还应改变地方官员考核机制。
国有企业问题也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陈清泰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深化的重要突破口就是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并提出了国企的“三个解放”理论：一是国有企业从拥有企业转向拥有资本（股权），并委托专业投资运营机构持有和运作，这样就隔离了和企业的直接产权关系，对企业进行了一次解放；二是国有投资机构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这就了国有资本和特定企业的关系，是对国有资产流动性和效率的一次解放；三是在“管资本”不管企业的体制下，可以站到地位，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对也是一次解放。
中国经济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领导小组原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认为，目前东北地区发展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有“三期叠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等个性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钢铁产业与类似，但是远没有达到的体量，去产能的任务较重。但是在处理国有企业职工问题上，两个省份有相似之处，可以适当借鉴东北经验。”宋晓梧说。
多位嘉宾对国有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提出，共享制股改是一个可运用于国企的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强调，国企破解执行难的着力点之一便是对每家国企进行分类；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思平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顺序重点和突破。
刘世锦认为，尽管中国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制造业，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中国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但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既要靠降低成本守住中国制造业的已有优势，也要靠加快创新来拓展新优势。通过对中美制造业的成本进行数据比较发现，除了劳动力成本以外，中国的其他成本如土地、物流、能源、通讯、融资、等都比美国高。为此，他呼吁优先推进与降成本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土地制度上，他认为目前城市建设用地被地方垄断，而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市场化进展迟缓。因此，应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
在能源领域，他打通国内外原油、成品油市场，放开对地方炼油企业的市场准入；允许中小企业进入上游勘探领域。同时规制并降低输电环节价格，适当引入竞争，推动发电环节竞价上网。
在金融领域，他进一步放宽准入，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金融机构、业态和工具，同时要挤出金融循环的泡沫，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他强调，严格管制与放宽准入并不矛盾，应促进两者在互联网时代的有机结合。
此外，关于“联通混改”问题，刘世锦说：“中国是世界上电信用户最多的国家，电信资费也应该最低，但事实并非如此，比企业混改更重要的是行业混改。”刘世锦组建一两家由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促进市场竞争，全面降低信息产业发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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