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别为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胡鞍钢；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杨竺松
习经济思想源于中国发展实践，又指导着中国发展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习经济思想？如何理解习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而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理解习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对此，本文从七个方面加以讨论。
习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经济学，也十分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同志推动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线，我们党才能“正确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经济体制，是在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是在党和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和发展。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时期中国人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前进，既没有“老”，更没有“邪”；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习总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
习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习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要学好用好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央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习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径。
习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习同志强调必须稳中求进、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习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经济学。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全党：把经济新常态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最后总爆发。这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深刻警示。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否能够既超越国际上通行的五大目标、五大指标，又能够不断地创新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逐渐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进出口增长率，国际收支；财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主要（四项）污染物排放减少；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协调的多目标体系，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相匹配，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指挥棒”，再次演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乐章。
习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两手合力”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以来，中国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于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五十条”）。而后党的十五大、、十七大以及都对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六十条”），明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习指出，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同时他也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的积极作用。
针对围绕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习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2014年5月26日，习在主持中央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作用的问题上，要讲、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此，习有着深刻认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作关于全面深化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作为东方巨人，的确需要“两只手”，即“看得见的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经过三十余年经济，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载体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否要加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体现和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如何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对此习给出了明确的回答。2014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并且是“在深化中通过完善”实现加强；2014年8月，他在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7月，他在调研时将国有企业定位为，“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并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并明确了下一阶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进方向。2015年9月，中央正式下发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深化国有企业方案《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的指导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像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所预期的“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而且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方显英雄本色，越做越强。在美国《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中，中国国有企业已经从2000年的占据9家，上升到2014年的84家，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
以来中国的实践表明：作为“经济巨人”，用“两条腿走”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长远。“两条腿走”，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做活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经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通过什么径才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要不要共同富裕？对此，中国人也作出了不断探索。之初，明确提出了“先富论”，从而为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进而实现小康找到了一条务实之。后来也多次谈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最终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进入21世纪，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了共同富裕之，也为后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创造了条件。
根据党的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必须走共同富裕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如何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其薄弱环节在哪里？2012年底，习在调研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3月，习在十二届全国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使发展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至2015年，他在海南、云南、陕西等地调研时多次论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定下了重在“全面”的基调。
习共同富裕思想，特别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四化同步”过程中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以工业化、信息化补农促农，让农业强起来；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补农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乡村规划和管理水平，特别是支持农村综合治理，让农村美起来；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进步中补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板，确保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提高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民富起来；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补1亿农民工身份转换的短板，鼓励各地方创新人口管理和户籍，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落户城镇。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对农村人口中的各类贫困人口，对残疾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对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聚居区、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采取有针对性的做法，因地制宜、因贫施策，补“短板之短板”，为经济极也带去小康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2015年10月16日，习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未来5年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由于中国贫困线标准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刚刚宣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那么中国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提前十年实界减贫目标（指贫困发生率小于10%）。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也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敢于作出这一庄严的承诺。
习提出，人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个大写的“人”不是抽象意义的“人”，而是十三亿多“人民”，是无数个人汇集而成的中华人民国“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2013年8月，习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指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同年9月，他在“教育第一”全球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又指出，中国要“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人民的能力”。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习对国家发展与人民发展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国家对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着眼于扩大人的“总能力集”，即从延长人的自然生命和提高人的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实现社会人力资本总量的不断积累，进而获得社会进步、全民进步。
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谋划如何更好地对十几亿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就使宏观上的国家发展规划与微观上的人民发展规划统一起来，将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具体化。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将人体地位作为发展的首要原则，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更好地发挥人民发展规划的应有作用。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以下简称《》）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是习经济思想的行动纲领。《》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每一方面都熔铸了习经济思想的有关内容；《》文本对五大加以展开，又为习经济思想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主动力。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更趋平衡。绿色发展，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绿色”，良好生态，给人民以绿水蓝天、美丽中国。发展，就是在共赢主义原则下，进一步提高对外水平，与世界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共享发展，就是突出人体地位，着力增强人民在发展中的获得感，切实保障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
“五大发展”源于世界最大规模的发展实践，既总结了以往中国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又与时俱进。它创新发展，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认为增长质量比经济体量更重要，这就超越了以往“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动力理论；它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这就超越了以往可持续发展的；它发展，开创共赢主义新型大国外交时代，这就超越了以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角色和定位；它协调发展、共享发展，这就超越了以往包容性增长的。“五大发展”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是中国五年规划设计中的重大突破，指明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径，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同时又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有着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各方面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五大发展”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不仅解决中国的发展道问题，也为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寻找发展道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知识和，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