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樊纲，这些观点你应该曾有耳闻，“经济学家不讲”“个人不应该炒股”“中国经济有‘韧性’，崩不了”。当然，以上观点在中，往往被甚至曲解。以“经济学家不讲”来说，樊纲的本意是，经济学离不开等价值体系，但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不的问题，也不需要从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一直专注研究宏观经济的樊纲，与魏杰、刘伟、钟朋荣被称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其撰写的《灰市场理论》曾获孙冶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曾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连续三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英国《观点》评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之一。
在那段“上山下乡”汹涌来袭的岁月里，樊纲被裹挟着来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白天挖土、伐木、开拖拉机，闲暇时读马列著作、哲学、经济学，甚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当时兵团出现的问题。手中拿着一架天平，在天平的一边，你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不过在别一边，则要放上相应的代价。
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侃侃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
中国经济下滑了六年，目前看来，L型基本到底了，于是网上开始热炒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在樊纲看来，“一些问题还没解决完，包括产能过剩、债务过多、僵尸企业、库存积压等等，这些问题还得进一步清理，大量企业还得继续调整。”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两次“经济过热”，产生了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后遗症”。在这些周期性问题产生、发展与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唱衰制造业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樊纲在公开中多次提到，“说钢铁、水泥、玻璃现在不能投，因为有过剩产能，但长期来讲，这些产业调整之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要建，还要出口，要搞‘一带一’；说互联网挤压了制造业，也是没有逻辑的，有了网购以后，快递车上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吗？”
在他看来，中国没有不好的产业，只有做不好的企业。很多企业把转型当做了转产，天天想着去做不熟悉的产业，结果把过去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核心竞争力都扔了。而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逻辑是长期专业的发展。
经济调整对企业来说也是好时机，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很多都是在调整过程中体现的，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未来，产业的集中程度会有所提高，企业要有点前瞻性。各行各业都要用到互联网，要用新技术自己，这是趋势。你不用别人用，别人比你效率高，你就会处在劣势。
目前来看，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不是说收入水平低，而是说“消费”占我们的收入比重比较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储蓄水平太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消费增长的动力。
樊纲认为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信贷消费和信贷金融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我们的信贷金融有了很大发展；最后，还有互联网电商的发展。
虽然服务性消费在增长，但物质消费还远没有满足，中国人买买买的过程也远没有结束。樊纲提到，不要小实体经济、实体产品的消费，从长远来讲，这是基础，从现在来看，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与此同时，服务性消费大幅增长也是契机。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最近流行的一个笑谈与“保温杯”有关，保温杯里边是什么呢？是养生。这种与健康相关的需求，会有大幅增长。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多地买健康、买医疗、买体育、买旅游，多元化消费向服务业的转变正在开始，而且这个势头会越来越强劲。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也许80岁才开始养老，而60岁到80岁有20年的时间，正是有钱又有闲还可以玩的时候，是可以消费的时候，这时候都不叫“养老消费”。我们的上一辈，他们一辈子没挣过什么钱，退休后也没有高消费的习惯。而新一代的退休者正在形成，他们是挣过高工资的中产阶层，消费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说到经济学，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研究P，更俗一点就是研究钱，在樊纲看来，说到钱，经济学研究的是别人怎么赚钱，管理学才是研究自己如何赚钱。经济学其实研究的是幸福不幸福的问题。
不要赚钱，但赚了钱不一定很幸福。经济学上有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幸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增加。但闲暇是不包含在P里边的，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通常来讲，花更少的时间去赚同样的钱，一般来说会比较幸福。
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不在于你贫穷；最让人不幸福的，是你贫穷，而你看别人很富有，这种差距使你更不幸福。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别人的幸福和你的幸福负相关。至于究竟该怎样赚钱，经济学强调的是选择有能力的事情去做。进一步说，人人都想给市场提供东西，谁能提供最好的东西才是关键。
“可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为某些利益团体服务，但必须有人去做公共经济学家。”告别的狂妄，以出世的，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樊纲一直的经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