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31日，第11期香樟经济学研讨会在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来自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30多位中青年学者、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研讨，9位学者专题报告了相关的研究发现。
第一位报告人是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亚琳博士生，论文题目为《垂直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士将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建立起理论联系，指出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会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然后利用中国2000-2006年微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下降会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但随着加工贸易程度的增加，该正向影响将减小。而对于纯加工贸易企业，其垂直专业化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则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的降低会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利润分成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和分母同时增加，但由于该影响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不尽相同，最终使得两类企业垂直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恰好相反。这篇论文有利于解释与经典贸易理论结论相悖的现象，即“中国加入WTO后，一般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何下降”。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倪红福副研究员，论文题目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及其变化》，倪老师改进了Chor et al.（2014）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拓展应用了倪红福（2016）中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并利用WIOD数据、中国海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和进口都有所上升，产品复杂程度和质量有所提升。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较高，产品偏向于作为中间投入品，而进口产品也多处于上游水平，偏向于原材料进口。此外，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其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中国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新格局，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促进中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第三位报告人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孟怡珺助理教授，论文题目为‘Trust and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她利用22个国家企业1996年到2015年间在美发行扬基债券的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企业融资成本更低，这种影响在治理差，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显著。此外，信任和相关的非正式制度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正式制度制约在债务融资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将社会信任与企务成本相联系，为研究微观企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孟老师的论文引发了热议，大家肯定了这篇文章的创新性，并提出了相关修改。
第四位报告人是四川大学的闫雪凌助理研究员，论文题目为《“口味无”？高低收入阶层膳食健康上的不平等及其分解》。她将口味分为可的口味和不可的口味，利用CFPS调查数据，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把不可的口味消除掉，剩下的部分用IF方法进行分解，进而考察影响阶层膳食健康差异化的因素。文章认为，可的口味对居民膳食选择十分重要，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改善居民膳食结构时，不应该仅仅考虑提高居民收入，而更应当尝试从引导居民口味健康化入手。
第五位报告人是对外经贸大学张亦然博士生，题目为《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成长——来自三峡通航的》，她基于三峡工程通航这一水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自然实验，利用1998-2006年间的工业企业数据以及2004年中国矢量地图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微观企业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了企业的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增长，三峡通航以后，与三峡上游航道距离更近的企业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分别增长了1.24%和0.96%；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主要由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三峡通航以后，与航道更近的企业出口概率增加了13.3%，出货值增长了约15.7%。文章响应了十九大报告提及的“加强水利、铁、公、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用自然实验评估了水运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大力发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依据。
第六位报告人是江西财经大学的王岳龙，论文题目为《不确定性与本地投资——来自朝鲜核试验和中国东北三省的经验》，他将朝鲜核试验视为外生冲击，以中国东北三省（、和辽宁）34个地级市为样本，用东北三省各城市到朝鲜核试验地点的距离作为分组变量，考察了朝鲜核试验对中国东北经济投资下滑的影响。以地理距离分位数作分组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朝鲜核试验加速了中国东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以距离本身作为处理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离朝鲜越远受核试验影响越小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快。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到朝鲜核试验地点的对数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加14.83%。并且，朝鲜核试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实体经济投资、央企投资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影响更加显著。该文从国际冲突的视角寻找到了中国东北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的缺失。
第七位报告人是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郑世林副研究员，论文题目为‘Shidian and the Rise of China’s Innovation’，首先，他基于对中国高新区设立历程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试点制”国家治理模式，即地方的某一成功实验很容易被中央观察到，中央赋予这些区域以特殊优惠政策和行限，将这种成功经验在各地进行试点，以实现中国科技创新上的赶超。随后，作者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试点易于成功的原因。利用1984-2013年的城市面板数据、火炬年鉴数据和西安高新区数据，研究了设立高新区的国家试点模式对中国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新区显著提高了中国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带动了工业利润和增加值的提升。还进一步探究了高新区发生作用的机理，发现设立开发区的国家试点模式影响创新的主要机制包括特殊优惠政策效应、试点地区平衡效应、产学研合作效应与创新溢出效应。文章的研究对于从国家治理视角来解释中国创新崛起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八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宝硕士生，题目为《产业政策、竞争与资源配置》，他通过整理中央和省区“十一五”、“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提及的重点产业，使用2007-2014年工业土地出让微观数据，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容易引发资源空间配置扭曲，而地方间竞争是导致重点产业政策引发资源配置空间离散的重要原因，重点产业政策导致的资源空间配置扭曲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此外，虽然地方竞争会扭曲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但是提高市场化完善程度，扩大对外水平有利于减少重点产业政策对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这些结果说明，上级在规划重点产业时，需要考虑到下级竞争对落实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要进一步削弱下级竞争造成重点产业政策扭曲的体制基础。现阶段，应该主要强调重点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发展，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性，进而推动经济总体发展。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大学的程文银博士，题目为《四万亿投资与国企生产率》。他利用199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四万亿投资对国企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四万亿投资会导致工业企业生产率下降18%左右，四万亿重点投向的交通、信息设备等行业下降的幅度更大。此外，地方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高于中央国有企业。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四万亿投资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扭曲来影响企业的生产率，且这种影响长期存在。文章关于2009年四万亿投资的政策评估，对中国财政预算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研讨过程中，针对报告论文不断提问，报告人一一回答，交流激烈，观点纷呈，思想碰撞。通过本次研讨，不仅报告人收获了宝贵修改，也使得参会者得到了更多和灵感。期待下期香樟经济学研讨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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