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众传媒富有特色，它一方面根植于日本传统的历史文化，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也深受的影响，努力迈向之。20世纪中叶兴起的“电视时代”更加出政治性和性盘根错节的复杂特点。本文将按照历史回溯的方法，从日本电视事业的起步发展入手，重点阐述日本电视业发展的历程及其特色，并结合国内政治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来探究日本电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国内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诞生在特殊中的日本电视业集中体现了日本大众的特点——在政治管制与职业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点，在东方的传统和的现代博弈中谋求发展。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历史上有着友好而频繁的交往。但在1894年到1945年的51年时间里，崛起后的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埋下了当代中日两国冲突对峙的种子。1972年，日本与中国建交；随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逐年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为11亿美元，2000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达831.66亿美元。2004年日本对中国投资4900亿日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三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在两国关系的2005年，日本对中国投资也较2004年上涨了19.8%，达到65.3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5%（见表一）。[1]
在中日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有抬头，影响了间的政治合作，因而两国关系被称为“政冷经热”。而这种关系客观上却成为两国关注彼此的推动器。据日本新闻协会的调查，80年代有关中国的报道在日本的国际报道中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90年代有关中国的新闻数量为10753条。在21世纪初期，有关中国的新闻数量剧增，仅2001年一年，朝日新闻就发表了14219条有关中国的报道。[2]
但是丰富的信息并没有对中日关系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有调查数据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处于下降趋势。1978年，日本的对华亲近感是“感到亲切为21.8%”、“说起来感到亲切为40.3%”，计62.1%，两年后的1980年“感到亲切”的数字曾经一度达到78.6%。而1989年秋天的调查中显示的数字为51.6%。2002年日本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为45.6%，“不感到亲切”的为49.1%。这是自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出现的“不感到亲切”超过“感到亲切”答案的第二次出现。[3]
有关大众媒介对人的认识和态度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李普曼的《公共》，1972年马科姆斯和肖运用手法对此进行了补充研究，提出了“议题设置机能理论”（agenda-settingfunction）。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强调特定的议题为人们勾画了现实的图景，人们则通过上的图景来形成自己对社会的认识。[4]
鉴于大众的强大影响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对日本大众的研究逐渐兴起。当前的研究主要针对日本的，通过量化分析研究中存在偏向的报道比例，也有对比中日两国报道研究两国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定性。这类研究为深入理解日本特点和分析中日关系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但是，在当代社会，对大众及其影响的研究不应忽视另一支重要的力量——电视。
电视在日本的普及率相当高，大约有9成的家庭可以收看到4个以上的频道。日本放送协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2001年6月所做的《全国个人收视率调查》中显示，日本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3小时51分，比1992年多出了30分钟。[3]日本的一项有关“”的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8.8%的受访者表示平常了解新闻的渠道为“电视”，居各类之首；69.5%的受访者回答为“”。在新闻获得方面，已让位于电视。[5]
可见，有关日本电视的研究对理解影响影响中日关系有更大的帮助。目前对日本电视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对日本电视尤其是电视新闻对中日两国形象的研究则较为稀缺。文本即试图在此方面有所收获，结合日本电视业的兴起背景、发展契机、社会影响等内容分析日本电视业对大众认知、情感的作用，并以公共NHK和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为例，探究日本电视新闻富有“日本特色”的双重属性，为走进日本电视业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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