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11日,从启航的佩里舰队再次来到日本江户海面。这次有七艘军舰,炮火更强。3月8日,幕府与佩里在横滨开始谈判;3月21日,双方达成协议,签署了两国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幕府几乎接受了佩里提出的全部要求,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淡水、食品和煤炭,双方为流民提供救助,日本承认美国在下田设立馆的。此后,其他国家纷纷跟进,日本的锁国时代正式结束。
佩里舰队此番到日本再次的“叩关”之行,除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依然随行担任翻译外,还有一位中国人、卫三畏的好友罗森。卫三畏与罗森是全舰队仅有的两个会汉语的人,这次与日本的“对话”,主要靠此二人与日方彼此书写汉字交流。在日本期间,日本官员、文人、学者、僧侣对这位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纷纷与他交往,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更主要的是通过笔谈,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信息。
佩里舰队这次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又在琉球短暂停留。不知是卫三畏还是罗森,因为整个舰队只有他们二人懂中文,将创刊不久的中文《遐迩贯珍》二册送给当地人。《遐迩贯珍》是1853年8月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hurst)在创办发行的中文,“遐迩”是“远近”之意,创刊号的题词有两首五言诗,其中写道:“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吾儒稽古今,赖尔作南针。”
很明显,的旨就是以贯通域外过去与现代知识为主,启蒙中国儒林士人。译有伊索寓言等古代知识,更主要是介绍大量科学、技术知识,当时的国际形势新变化,最近发生的新闻。其中包括土尔其现状、现状、美国黄金产量、社会教育、克里米亚战争等等,无怪乎后来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当时中文世界最迅速、最全面的世界信息总汇。也有中国报道,除了各种新闻外,就是对太平的报道、对清军与太平军的战况报道迅速准确。
这两本,马上由琉球传到日本,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视,将其复刻,要阅读,民间读书人也非常重视这本。随佩里舰队到日本“叩关”返港后,罗森还将访日以“日本日记”为名,交《遐迩贯珍》从1854年11月号起连载。1856年这本停刊,但此前的旧刊仍是随后一些年日本的搜求对象。然而,这本创刊于中国、为日本所重视的中文,在中国却不被重视,尤其不被掌握话语权的士子、官员所看重。
对日本影响至大至深、起到震撼作用的,则是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撰的《海国图志》。1839年底,林则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Encyclopaediaof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有“师夷”仿造之意。作为,林则徐深谙国情,知道此书如果出版将会遭到严批,所以未将《四洲志》付梓。可是此书仍传了出去,受到。但林则徐已经感到中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敌人,必须了解这个敌人、了解世界,并“师夷长技”,最后才能战而胜之。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于1842年出版。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教、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魏源在叙言中开篇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以夷攻夷,就要了解各夷、即了解世界,才能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让其相互进攻;以夷款夷,就是利用诸夷之间的矛盾来维持和局,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国应与各夷通商,使有关各夷为了自己利益而彼此牵制,达到息兵休战的目的;师夷长技,就是指学习、仿制夷之先进武器。他强调善师夷就能制夷,不善师夷者则被夷所制。
两国交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武器强于己方,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学习、仿制,这本是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却是万不可行的。林则徐提出“悉夷”就承受了巨大压力,及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受到的更为猛烈,群情汹汹,其为“溃夷夏之防”、“以夏变夷”、为“倡乱之阶”……当时即有人说“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很快,此书被禁。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传入数量极少,只有几本。由于在介绍欧美时必然要提到有的国家信、教,虽然有关内容非常少,但因幕府严厉禁教,此书被禁。1854年,日本开国,对世界茫然的日本急切需要了解世界,此书成为不二之选,随即解禁,幕府要求各级官员熟读。这本书强烈震撼了日本,到1856年各种版本就达23种之多,有的是原文翻印,有的为了让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阅读,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还有一些日文译本,被称为“和解本”。
面对列强侵略,是“锁国攘夷”还是“开国攘夷”,在日本国内也有激烈争论。《海国图志》对世界大势的介绍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使“开国攘夷”成为主导性意见。所谓“开国攘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翻版。佐久间象山是开国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读魏源的《圣武记》时就激动地写道:“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解禁后,他更是认真阅读,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开设了“象山书院”,《海国图志》是指定重点读物,培养了吉田松阴等一批开国攘夷的志士。
吉田松阴后来主持“松下村塾”,《海国图志》也是指定重点读物。虽然吉田松阴主持松下村塾才短短两年,但这里却成为幕末培养倒幕维新人才的大学校。两年间学生不到百名,但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却都出自这里。因主张“倒幕”,在幕府为尊王攘夷志士而制造的“安政”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11月被处死,年仅29岁。后来明治赏维新功臣时,松下村塾的不到百名学生中,有37名获得各级爵位或被追赠,吉田松阴本人被追封正四位,1908年由伊藤博文发起在松下村塾旁建立松阴神社。
与佐久间象山一同主张、提倡开国的横井小楠曾参与熊本藩、福井藩的开国、事业,成效卓著,广获名声。明治维新后,新邀横井小楠担任“参与”之职,参与中枢。在新的领导人中,因他年岁最高、且有实践经验,所以他的多被采纳,对明治的大有贡献。
但最初,他却是赞同、主张“锁国攘夷”,正是在认真阅读《海国图志》后,才一转而变为的开国论者。他不仅主张使用、仿制武器,还主张学习其政治制度。由于日本是被美国打开大门,所以《海国图志》中的“美国篇”引起日本思想家的格外重视,横井小楠对美国制度赞赏备至,称赞美国“顺天意息宇内战争”、“求智识于世界万国”、“大总统之让贤不传子”,所追求的政治“废君臣之义以求公平”,开拓了一条“通往以基于的公共之政为目标的国家之”,推崇为“白面碧眼之尧舜”。由器物、制度,他进入到、文化层面。1869年1月,身居高位的横井小楠下班回家被保守派几名刺客。
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在18岁时就认真阅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并写有读后感。《海国图志》解禁后,他认真阅读并向他人推荐,对美国和英国部分尤其用心。得益于书中有关美国、英国的介绍,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不仅主张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强调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是以商立国,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还介绍分析了外贸中出口与进口关系,提出不仅出口有利于本国、而且进口也有利于本国。尤其难能可贵、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智慧之交易”就是知识、思想的交流。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固化,下层难以进入上层,才学之士仅因出身下层而无法担任,他破天荒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作用官员。不幸的是,在1859年“安政”中,他也,于当年10月被处死,年仅25岁。
从1854年解禁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十几年中,《海国图志》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正如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写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此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有感于此书在中日两国命运、作用的大不相同,梁氏紧接此句写道:“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岂不然哉!”
其实,日本有识之士早就对此书在中国被禁大为不解,大发感慨。盐谷宕阴在1854年翻刻《海国图志》的序言中就感叹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
1862年6月,幕府准备与中国通商,派商船“千岁丸”来到上海,这是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正式派遣的第一艘船只。连水手共有六十余名,有商人,还有一些以年轻下级武士为主的各藩藩士,来华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为了通商,有的为了解中国情况、获得中国最直接信息,由于甚久,日本当时对中国仍有推崇。23岁的藩士高杉晋作是吉田松阴的学生,一直在为维新奔走活动,对中国也非常推崇,希望了解、学习中国应对的经验。但到上海一段时间后,他不解地发现在鸦片战争被列强的先进武器打开大门二十余年后,清竟然仍学习、仿造洋枪洋炮,仿造军舰。他酷爱读书,尤其推崇《海国图志》,在上海尽可能多访问书店。他惊讶地发现,书店老板们和接触到的诸多读书人居然没有听说过《海国图志》!他沉痛又地写道:中国的在于不能造能闯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高杉晋作此论相当有代表性,自此,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中国不足为榜样,不能学习中国,更坚定了日本有识之士推动维新的决心。
《海国图志》原来是为了打开中国人的眼睛,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初级启蒙读物,但却被当时的中国,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到催化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道,反过来一次次侵略中国。
从开国到维新,“中国事情”对日本起了重要的中介、催化作用。然而1840年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并没有使清,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迟至1863年,才由一些地方官员发动了仿制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更加困难、凝滞。“中国事情”相当长时间内未能成为中国教训、经验,未能成为“中国知识”,反而迅速成日本经验,成为“日本知识”。(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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