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永光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预测世界。尽管不少学者主张不能用预测能力判断某种理论的价值，且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也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实践检验，但多数理论学说出现后，其结论还是会被人们拿来同现实世界的演变作对比，而这种对比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自身的命运。在冷战结束前后的世界政治剧变之际，国际政治理论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各种新的理论、学说和论断层出不穷。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政治的演变历程已经大致可以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检验。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思，也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向。冷战终结之际的理论学说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理论的创造和发展。历史变迁关键节点中的大变局和不确定性，往往能为各种学说的滋生提供广阔空间。在我国，动荡不安的战国和，恰恰是各种学说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在学界，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终结前后，也正是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三个繁荣期。其中，冷战终结之际盛行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今世界作出了诸多预测和判断，尤为值得我们考察和反思。苏联的突然让之前的国际政治理论始料未及，并陷入集体尴尬之中。冷战终结之前，现实主义和主义是主导国际政治理论的两大流派。前者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从世界政治的无状态出发解释国际关系；后者则主张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促进了世界政治中的相互合作。然而，由于两大传统理论都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终结，使得强调观念和认知因素对国际政治影响的建构主义理论在后冷战时代异军突起。由此，国际政治理论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冷战的终结在带来国际政治理论新陈代谢和重新布局的同时，也促进了各种具体学说的兴起。这些学说有的可以归属于三大理论中某一流派，有的则游走于三大流派之间，从各自视角，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景象进行了不同的描绘和预测。其中，大致属于主义旗下的“历史终结论”、“和平论”和“全球治理论”，现实主义阵营中的“文明冲突论”和 “地缘政治断层论”，以及受到建构主义影响的“软实力学说”等，都曾引起学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三大理论虽然在后冷战时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不同理论流派在某个具体时段却又各领。其中，新生的建构主义试图在现实主义和主义之间寻求折中，虽然影响力日隆，但毕竟属于相对弱小的新生理论；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而言，对冷战突然终结预测的失败虽然也让其面临窘境，但苏东剧变被一些人看成是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因而也催生了各种过度乐观论调一度大行其道，该理论流派在各种新老学说的带动下，很快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并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内一度最为夺人眼目。在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全球化似乎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趋势，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治理实践的兴起，似乎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幅大同世界的图景。不过，主义派别的乐观观点从来不乏竞争者和挑战者。2008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出版了《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一书，对冷战后盛行于的各种乐观论调进行了集中。在卡根看来，大国竞争的加剧使世界面临地区性冲突的新，伊斯兰激进派现代文化则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和混乱，冷战终结之际的世界和平梦想已经终结。就世界政治实践层面而言，2014年以来，以乌克兰和伊拉克两国的内部冲突为标志，世界政治迎来了冷战终结以来最大的剧变。这种剧变一方面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的三大理论流派。另一方面，也在对二十多年前各种具体学说作出的预测进行检验，对其进行了或证伪。整体而言，曾因为没有预测冷战终结而一度陷入集体尴尬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解释等不少方面表现出了不错的预测能力。新局势验证理论生命力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曾预言，欧亚的地缘政治断层线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战场，而乌克兰正处于断层线的核心区域，他甚至在其著作中直接谈到了乌克兰可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并提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和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很可能再度严重的冲突和对抗。从2014年年初开始，乌克兰内乱引发俄罗斯与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新冷战”的说法被人们频频提及。在理论流派上属于现实主义者的布热津斯基展现了其惊人的洞察力和预测力，世界政治的发展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图景中。在乌克兰冲突远未平息之际，一个叫“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教极端组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攻占了伊拉克的区域。伊斯兰国的兴起涉及到极端复杂的教争端，引发了的广泛关注；如果说乌克兰危机反映了世界“地缘政治的断层”，伊拉克重陷内乱则折射出世界政治中“文明的断层”。2014年6月5日，习在中阿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需要加强合作“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的得势，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种极具性的“文明断层线”，已经横亘于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当今世界之中。冷战后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强调“低级政治”的重要性，而现实主义者则“高级政治”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的“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的趋势引人注目。“高级政治”领域的斗争更多围绕军事力量及相关战略资源的较量进行，关注的是和平问题，但却常常引发国际冲突乃至大国战争；“低级政治”领域的角力则更多表现为经济和“软实力”等领域的和平竞赛，关注的是发展问题，带来的则是相互依赖加深和“大国无战争”。两大国际热点事件彻底打破了冷战终结之际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过度乐观论调，彰显了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也再度验证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经久生命力。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低级政治”主导的“现实世界”面貌。无论是欧美的制裁还是的反制裁，大多围绕传统的军事力量比拼和石油等传略资源遏制展开。这表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的演进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已经成为一种叠加关系。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发生，叶利钦时代曾一度倒向的俄罗斯，已经完全被欧美视为异类，冷战后形成的“新”或“大”发生了严重的，以欧美和苏联的尖锐对峙为特征的冷战在一定程度上阴影再现。两大国际热点事件虽然击碎了冷战终结之际主义阵营中滋生的乐观泡沫，但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战胜了主义流派。同以往一样，两大理论都从各自角度描绘了世界政治的一个侧面，两者的争论还会持续。“高级政治”回归虽然增强了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力，但无论是欧美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像冷战时代那样以“低级政治”为代价，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高级政治”领域的争夺。因而，“现实世界”的演化不会是冷战历史的简单回归。在纯粹的“高级政治”时代，国家对外战略关注的重心是以国防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但在冷战结束后“低级政治”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泛滥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重要的全球议题，需要合作治理。当前，“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叠加，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合流，表明当前的现实世界，更多是在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流派描绘的图景交织中向前演进。 理论写照下的复杂世界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国际政治理论更是如此。以“三大理论”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理论，大体上属于“人的玩意儿”，不少学者已经对它们背后的中心主义有所认识。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的理论构建于美苏激烈争霸的时代，苏联虽是的敌人，但也成就了美国的和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两极稳”便是其极力主张的学说；新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提倡制度主义，则立足于美国界市场的经济强势和在国际机构中的政治强势；温特的建构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大谈“文化”和“认同”，是因为苏联解体了，美国人自信其“文化认同”已经界居于绝对优势了。当然，好的理论需要尽可能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本来面貌，而不会只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因此也都或多或少地能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真实的世界却又远比最复杂的理论更复杂。因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哪怕是最好的理论，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现实世界或其中的一个侧面，而不可能真正将其“还原”，也很难做到准确地预测。不过，即便是“盲人摸象”的理论，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解释或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局部真理”。在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中，现实主义理论是基于世界历史长期经验的总结，其勾勒的世界政治图景可能仍然最为接近当今世界政治的本来面貌；当前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已经植根于全球化的世界大趋势，因而长于对描绘“地球村”的宏观趋势和未来图景。国际政治理论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强调“观念”和“认知”等因素作用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于世界政治的改良而言，可能最具意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统一于现实世界，理论写照下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视角阐释、既能成岭亦可成峰、不断演变进化、高度复杂的人类网络。界政治的未来演化中，欧洲的历史变迁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近代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欧洲，在二战后通过开展地区合作实现了持久和平，欧盟也因而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欧洲的经验了建构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观念”、“认知”等因素的重要性，也表明人类的主观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面对两大国际热点事件下混乱再起的当今世界，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在本国利益的同时，还需要为缔造世界政治的新面貌共同努力。（作者为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