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高等教育的质量放在更高的，高等教育经过大规模的扩招后，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内涵建设、质量建设。
医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现在医生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对医生的要求注定医生必须有较高的素质，而我国也具有培养精英医生的总体能力和潜能。
协和医学院坐落在市王府井，在游人如织的京城繁华之地，这座灰墙碧瓦的中式小院却显得格外朴素。这座小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00多年前，医学正是从这里走进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医学高等学府，协和医学院曾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也一直引领着中国医院教育发展的方向。如今，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健康状况。随着新的医学模式应运而生，医学教育是否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在医患关系、医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今天，我们的医学教育又必须有哪些“中国特色”？这是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经常思考的问题。
疾病是由某种生物医学原因（一个病毒、一个细菌）引起的，医生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病毒杀掉。过去几十年来，这种把病人看成一种生物学现象的生物医学模式，把医学机械化、简单化，忽略了人性的因素。
而随着传染病在人类死亡病例里面减低，以心血管、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人类健康的最主要杀手。这种慢性病成为现代医学的主要对象后，医学模式也从以前简单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对医生也提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要求。
“这些疾病的成因，既有生物学的发病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发病原因，更有社会学上的发病原因，这对医生的岗位素质、岗位能力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要求。医生必须要有宽厚的知识面，必须有对理需求、情感的全面了解和认识，才能胜任岗位。”曾益新说，“我们的医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种医学模式的转变而进行改变。另外，医科确实与文科、理科不一样。医科既需要理科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比如根据病人的症状，基于其他作一步步的推理，获得诊断而制定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从工作的需求来看，当个好医生又需要高超的沟通艺术、活泼的气质，还需要有强烈的人文情怀，所以医科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的复合学科。”
1991年，美国的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增加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考试内容。
曾益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位老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在预科阶段的人文、心理、社会课程的侧重点应该是如何从病人及家属的角度看待医学；到了临床阶段，侧重点则应该是如何从医学的角度看待病人和家属。他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对人文课程的开设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协和医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已经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正在制定的新的八年课程计划中也在考虑如何在预科及后续课程中把人文、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与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融合到整个8年的教育过程中去。
近日有报道，中国每年的60万医学毕业生中只有10万当医生，另外50万选择从事其他职业。一方面是社会对医生，尤其是优秀医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却是医学人才大量“逃离”医学事业。这不得不让大家反思，中国的医学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
“高进、优教、严出”的标准，三基（基本、基本技能、基本知识）三严（严格的要求、严格的态官员与三女子滚床单度、严格的作风）的传统，协和医学院的这些教学和作风影响了上个世纪中国的医学教育，被推广到了中国的医学教学体系中。
后来教育市场化，教育变成了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学校经费的获得取决于学生的数量，以至于许多医学院也大力扩招，有的临床医学专业每年招生达千人以上。但是，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扩招导致的师生比变大、教学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很多学生参与不了规范的实验课和临床训练。而这让合格的医学人才培养大打折扣，于是出现大量医学毕业生从事非医学职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当年整个大学教育规模扩招，让国民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大学教育的普及，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转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阶段性的，我们不能因此去否定过去的规模扩张，但现在要把质量放在更高的。高等教育经过大规模的扩招后，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内涵建设、质量建设。”曾益新介绍说，医学院的盲目、过度扩张也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100年前美国也曾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当时，美国有100多所医学院校招生，招生素质参差不齐，起点不一，乱七八糟。直到上个世纪初，美国才下决心整顿医学教育，把招生的医学院减至100所左右，对医学的招生起点和学制作了全面系统和规范的要求。
“社会对优秀医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协和医学院理论上有责任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生。”曾益新强调，但是在协和，质量第一仍然是医学教学的。在教学中，严格考虑各种资源与学生的比率，如师生比、教学资源等等。
“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目标，而协和的定位就是培养未来的医界。”而对所谓的“医界”，他认为，并不仅仅体现在行业职务、行政职务抑或卫生政策的参与力，而是每一名医学生身体里蕴藏的独特的行医、严谨的执业方式、不断创新的科学、的医德医风，这些为社会和同行所的行为，都将潜移默化地引领我国医学的发展。
目前，协和的师生比在国内也是极高的，如果只算基础学院和协和医院，基本上是三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再算上其他附属医院，师生比则更高。这样的设置也是完全参照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标准。事实上，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制定各种教学制度。
在曾益新看来，协和医学院对于现在高等医学界的意义，在于设定中国医学界的标准，引领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追求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实践机会和操作机会，严格的过程要求等等，这些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做得到，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朝哪个方向努力。”当然，他也坦承，让全国的医学院都按协和的师生比和资源比来配置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一定非要达到三比一，把每年招两千本科生压缩到二三百，高质量也是有可能的”。
医学教育盲目扩张后产生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其严重性，现在明令医学院扩招，原则上不再兴建新的医学院。但中国的医学教育是定位于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是小规模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目前这些问题仍在讨论中。
而曾益新坚定地认为，医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一方面，现在医生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对医生的要求注定医生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我国也具有培养精英医生的总体能力和潜能，中国的教学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评估医疗机构的需求量，根据社会的需求确定培养数量，严格设定最低标准，使教学资源得到良好运用。”
协和的医学教育，不仅在高进、优教、严出的每一个环节塑造和定义了精英，更是体现在人才培养中对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的重视和培养中。
“尤其在医患矛盾突出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病人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就显得特别必要。”曾益新介绍说，协和医学院人文方面的课程会更多一些，“我们有自己专门的社会科学系，并打算将其扩建成一个人文学院并进一步丰富它的内容。从人文、法律、心理学等更多层面设置课程内容。同时，也要关注医学生的心理需求。”在他看来，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人文关怀，才能把这种关怀传递到病人身上去。
在整个课程中把人文、科学的内容加进去，把人文的情怀贯穿到专业里，贯穿到8年的课程里。协和医学院还在学生四年级后的第一个暑假，把他们送到农村的乡镇卫生院生活一个月。让他们与乡村医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中国基层的农民以及医务人员的状态、基层疾病的状态。还有一个环节是让学生在六年级的暑假到国外著名的医院学习四个星期，看看国外最好的医疗机构是如何体现人文关怀的。
“通过这两个环节，一个下基层，一个去国外，建立起学生对人文的切身和体验。”曾益新说道，“培养人文不在于对学生了多少，而必须要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他才会有一种自发的人文情怀。只有亲身经历了基层如此的状态，才能建立起学生对中国社会基层的一种认识；只有有了认识和后，对基层百姓穷困境遇的认知才能建立起来，他们的人文和社会责任感才会有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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