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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国际教育”行业发展迅猛，这是中国的，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表现。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各项规范政策，许多“国际教育”的从业者，包括投资者、办学者、一线教师以及服务于“国际学校”发展上下游的服务者，都十分迷茫。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关于“国际教育”较为统一的认识，且事实上中国“国际教育”的表现形态也十分多样，为了讨论方便，这里暂时先限定为以“国际化”为特色的民办学校，也就是家长和行业从业者日常话语中所谈论的“国际学校”为代表，来讨论当下中国“国际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趋势。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兴起，部分民办学校为获得市场竞争的相对优势，选择了“国际化”的元素，比如强化外语学习，引进国际课程，招聘国际教师，吸纳国际，争取国际认证等方式，来增强自身的办学优势。这确实满足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先富起来的中产阶层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此后，在“国际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的都是这个发展逻辑，即吸收引进国外的教育资源，提升自身的办学竞争力。只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的不断深化，这个发展逻辑在不断深化，从看得见的显性资源，到看不见的隐性资源，从简单的外语能力提升，到立体深入的全球思维方式培养。但无论如何，这一发展逻辑的前提是国际教育资源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竞争力，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加地全盘吸纳。这在行业发展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吸收和学习他人的东西，首先要依葫芦画瓢，就像临摹画一样，先临摹至熟练水平，方能创作。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单纯地临摹他人的作品，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一时期国家和人民对教育发展的更高需求了，这就是“国际教育”行业发展到今天面临诸多挑战的问题根源。
首先，从国家层面而言，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有权且必须保持本国教育的自主，尤其在全球格局复杂多变的今天，教育既关乎文化选择和价值传承的问题，也关乎当下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卸任前颁布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中强调，必须加强美国历史和教育，提升美国历史与教育的质量，美国联邦教育部甚至拨专款开展这方面的活动。2015年，法国推出《学校价值观》教育，希望通过此举使学校成为维国价值观的一道壁垒。但必须说明的是，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虽然有很多内在的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目前很多“国际学校”都在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只是部分解决了教育文化价值选择的问题，并不能以此替代国家认同。因此，如果我们的“国际学校”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两方面的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教育”存在的隐患。
其次，从家长层面来看，目前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既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也有的文化思考。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仅仅靠语言优势已然无法孩子未来的全球竞争力，这就对“国际学校”的办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加之自身在海外学习或生活的经历，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民族文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一个人在国际舞台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再其次，从“国际学校”的校长和教师自身而言，顾顺章灭门案在引进他国教育和课程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难以理解的文化隔阂，只能生搬硬套，毕竟不是自己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话语体系。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自觉地探索并尝试进行中外课程的融合，尽管依然是一些探索性的尝试，却有了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了《富布莱特汉斯法》《和平护卫队法》和《国际教育法》。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求，是为了开展对外援助而培养精通援助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专业人才，并非为了解决美国本土的教育问题。而的“国际教育”最初是为了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与不同国家教育体系对接，而创造了一套更具共通性的价值标准，如尊重文化多样性、世界和平与发展等。
而中国“国际教育”产生的背景与契机截然不同，其发展径与其他国家有着基因上的不同，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教育问题，为了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探寻另一种可能而选择了“国际教育”的发展道。
其本质上，是中国教育从业者为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丰富中国教育内涵进行的一次现代化探索和尝试。例如，“国际教育”的从业者会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以为例，“国际教育”通常“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观，这就是教育中常常讨论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重要区别。再如课程，很多“国际学校”开设了“马术”“爵士乐”等课程，也有不少“财经素养”等内容，但其实这些课程内容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在体育、音乐等不同领域发展出来的现代内容。因此，其本质是对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频繁的全球人口流动和紧密的全球生产资源配置，使得任何一国的“国际教育”都不可能仅仅携带自身的发展基因，这些不同的基因在不同国家的“国际教育”中都或多或少地交融在一起。如美国原本服务于“对外援助”的国际教育，也越来越关注如何让美国学生具有全球胜任力，而中国原本致力于提高本土教育质量、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教育”，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一带一”的提出，积极推动中国学生世界。
因此，中国的“国际学校”必须首先扎根中国，中国，地吸收来自世界教育的经验和历史教训，解决中国本土面临的教育现代化挑战。认清了这一点，“国际教育”的从业者就不会迷茫。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顾明远先生就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后来又提出了现代教育的八大特征。今天，中国社会显然已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生产链条中，“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关起门来搞显然是时代发展基本趋势的，但我们必须思考和判断国际社会哪些经验是适合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的。至少有以下几个判断的基本标准：第一，全球共通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如善良、勇敢、尊重、包容等，这些教育不因国别文化的差异而不同，甚至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价值观。第二，新技术的发展给全球带来的共同挑战，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变化，我们不妨地学习他国已有的成功经验。第三，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要求的元素，如、平等、可持续发展、科学、等和实践，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那些明显带有文化价值选择的内容，确实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际教育”从业者需要一次集体的文化自觉，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地探索以“教育现代化”为基本理论依据和方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体系，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教育”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