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问题，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保罗·韦纳给出了极具争议的回答：写历史更像是写小说！在《人如何书写历史》中，作者对历史的本质、历史撰写的目的、历史学科的定位等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思考，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的确更像小说家，并且，貌似激进的后现代史学，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史学传统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紧密关联。
《品味之战》是一部颇具“原样派”气质的文艺史，它挑战了传统的年份叙事安排，别出心裁地以文学和艺术中的“”为基点，重新发现并分析了那些持有思想的文学者和引领当代潮流的艺术家们的内在联系。
索莱尔斯的用意在于让现代人重回经典，通过构建一段真实、生动、分类清晰的艺术史与文学史，以此对抗当下不断平庸化的“品味”潮流。
德加是法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雕塑家，被视为19世纪晚期现代艺术的大师，与瓦雷里私交甚密。《德加，舞蹈，素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传记，作者没有按时间顺序撰写德加生平，于一般叙事套，读者能以小见大地了解德加有趣的一生。
《德加，舞蹈，素描》是大诗人瓦雷里追忆德加的随笔，其中包括作者对德加艺术创作的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艺术的思考。读者从中既能了解德加对艺术的态度，亦能窥见其人格特征。该书还记录了德加的友人或晚辈所讲述的他的趣闻轶事。瓦雷里试图借助多位者、从多个方面给读者呈现一幅完整的德加“肖像”。
保罗·克洛岱尔是一位行走一生、游历一生的作家，《倾听之眼》是他晚年艺术之旅的总结。在他的眼中，艺术之，无论是绘画、音乐、摄影还是建筑，都与的和人内心的规律相通。以之广、心灵之大，创作自然包罗万象、不拘一格，体现在《倾听之眼》中，便是每篇评论涉及的内容、写法乃至风格都不尽相同。但在多样性背后，克洛岱尔又像一个智慧老人那样告诉我们 :“只需一点，便已很多。” 这最核心的“一点”是心灵之光的闪现，胜却无数，“是要我们静下来侧耳倾听的”。作家的表达融汇了其的思想和对东方特别是中国艺术的理解与感受，不仅是作家与不同艺术形式和作品的对话，也是他与中国的对话。从这一点来说，《倾听之眼》中丰富的文化信息也是有待读者去侧耳倾听的。
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20世纪初曾经提出了一个经典学说：“物化”，它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商品关系日益入侵到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变得越发扭曲。
那么，一种非物化、非扭曲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如何克服物化的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第三的的旗帜性人物霍耐特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重新考察了物化学说。
通过将卢卡奇的学说放置在一个更加综合的知识谱系中考察（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理论传统以及英语学界晚近的发展心理学），霍耐特不仅向我们呈现了物化学说的理，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他自己 “承认理论”。在他那里，物化得到了崭新的定义：物化乃是对承认的遗忘。
《中国哲学史校注》旨在为学界谢著研究提供精校精勘之善本，主要工作，是对谢著全文之校勘、注解。
1．校勘：以谢著1916年初版为底本，以1927年八版、1967年台一版、1976年台四版、《谢文集》第二卷等四种谢著版本为对校本。
2. 注解分两类：其一，对谢著所有引文，皆注明出处。引文所据文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清人注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理学丛书》等传统基本原典为主。其二，凡订正谢著之讹脱倒衍、考辨异文、存疑、考证者，皆出注说明。
这是一部卢迪奈斯科向康吉兰、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和德里达这六位法国当代重要哲学家的致敬之作。他们之间虽着分歧、争论，却都以的方式面对这参与问题和对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领会，以如作者所言的“穿越风暴”为代价，成为人之标准化的仆人，臣服于的意识形态。作者通过选取这具有代表性的六位哲学家，描绘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知识的图景，表明只有对优良遗产的性接受才能使我们进行自己思考，并创造出未来的思想、黄金时代的思想以及不的思想。
本书以现代性和显要的问题意识为前提，编选了当代最重要的诗歌作品和文论。作品均属原创，选取了最具活力和原创性，并有自己特质的中国诗人作品，由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诗人撰写介绍性评论。除了重点推出的诗人，还有一组锲入当下感受的中文和翻译诗歌。文论上基于诗歌的视域，通过某些特别的历史文本、事件和人物，讨论今日世界之社会、地缘、人际心理等各种交集和争端的思想根源，进而重新找到自己的记忆和语言。
本书以古罗马帝国在近东地区的军事状况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式不同于以往那些将罗马对东方的控制仅仅归因于罗马君王的和罗队的的简单化理论模式，而是综合考察了帝王的想法、当地的配合、帝国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以及该地区在军事占领下的实际状况等诸多方面。
在此基础上，作者艾萨克教授不仅特别检讨了利用考古文物进行历史诠释在方上造成的问题，通过运用大量或为人熟知或鲜为人知的材料，重新评估了罗马在近东取得并维持其的手段，同时还对已有的关于罗马帝国的某些摇摆不定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这些观点对于人们如何看待罗马用以保障其控制力完整性和扩张性的那些特点和机制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研究了古罗马帝国早期帝政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238年）元老院的构成、会议程序及相关职权。其作者为当代历史学家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专家、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及古希腊罗马文学教授理查德.J.A.塔尔伯特。塔尔伯特教授长年致力于古罗马政体相关研究，本书可谓是其多年潜心专研古罗马政体的综合研究力作。
虽然元老院在罗马时期极其重要，但之前的学者并未予以足够重视，本书为研究古罗马作家（特别是普林尼和塔西佗）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吸引了铭文和律法作家们对元老院前所未有的全面研究。
记忆伴随着时间概念，而地理学是历史学“真实”意义上的人，历史叙事并非是对时间的描述，历史关涉空间建构。
遗忘也许就是历史编纂者们裁量史实的“尺度游戏”，甚至“”都可能成为一种主动的、愉快的遗忘。对遗忘的最好抵御就是纪念，然而纪念又一直在被历史编纂者们。
保罗·利科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尼采、胡塞尔、涂尔干、布洛赫、福柯、布罗代尔、埃利亚斯、哈布瓦赫、勒高夫等诸多重要思想家的梳理考察，以及对他们的文本的细致研读，尝试回应人类始终面临的三大勾连的主题：记忆、历史与遗忘。
在保罗·利科的眼里，人类所建构的历史，就是一种将文本置于不断地解释而成的叙事，我们迄今读到的历史都是在历史编纂者的解释行为中被缔造出来的。任何一位史家不仅是让时间、空间、档案、、文献获得鲜活的意义，而且历史编纂者通过对文本的解释能力，也让自己的名声在这个世界大噪起来。所以，历史与道徳无关，但与历史编纂者的徳行有关。保罗·利科试图为历史编纂者们设定边界。
《记忆、历史、遗忘》汉译本的问世，可以提醒我们：常识，是一个十分脆弱的意见世界；，一直被“它的历史所质疑”。诚如尼采如是说：“就历史服务于生活而言，历史服务于一种非历史的力量。由于它的这一从属地位，历史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因为“记忆”与“遗忘”始终是历史编纂者们无法摆脱的“紧箍咒”。于是就有了“历史书写本身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的提问，因为阅读历史，就是在我们的史观，我们记忆什么、遗忘什么，一代人的世界观。
记忆会被遗忘，历史也会被。所谓回忆就是在与遗忘作斗争，而在时间的长廊里，历史宛如一个斑斓的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赝品甚多。
斯威夫特是近代英国著名小说与文作家，《格列佛游记》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这部作品只是被视作一部奇谈之作，其真正价值未被充分认识和了解。本书是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以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小说的真正意义。对《格列佛游记》的阐释离不开它所诞生的原始语境——刚建立的英国现代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争。本书认为《格列佛游记》是古今论战的产物，也是对现代国家进行式思考的最早作品之一。
现代世界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业已成为生活不言自明的前提。困境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基础原则的理解不同。自然论是认识原则、解决困境的重要凭借之一。重拾这一理论传统，为判断寻求概念工具，不无裨益。
自然论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思想传统，其中包含种种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本书作者简·波特继《自然法与神圣法：重伦理学传统》之后，再次调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论资源，着力提供完整的托马斯主义自然论图景。
作者在本书中重新考察了经院哲学的自然观、幸福论、德性论、恩典论，并与当今英语学界颇具代表性的伦理学家积极对话，从而证明，托马斯主义自然论在现代个体与公共生活当中依然意义非凡。
亚当·弗格森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总被同时代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所。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弗格森的学说有着与同侪的启蒙乐观不一样的特质，甚至已经包含了对商业文明的和。毕竟，18世纪下半叶的苏格兰，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最剧烈的时刻，而置身其中的弗格森，其一生的学术关注焦点，正集中于社会转型下的内在肌理，并地察觉到，为了成为现代人，我们需要付出何种代价，以及对这个世界肩负有何种责任。
在《社会》中，我们可以一览无余地把握弗格森学说中的各个面向，包括他的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可以说，本作是英语学界关于亚当·弗格森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对启蒙运动、早期社会学理论等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也必定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亨利·梅因爵士是19世纪英国历史派的代表人物，他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古代法》中的这一宏伟表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梅因在任职于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时，却对印度那原始的“身份社会”进行饱含同情的，对印度进行过快的“现代化”开发，反对给印度制定成文。那么，梅因的理论与实践是否存在？这种悖论性的现象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帝国的辩解》中，曼特娜集中讨论了梅因的理论、实践与19世纪帝国主义话语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把梅因的思想放置在主义和英帝国殖民的“印度经验”语境中，作者精彩地展示了梅因对“传统—现代”、“普世性—本土性”的思考，是如何推动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如何影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世界的国际格局而言，丝毫没有过时。
将真理埋藏于字里行间，曾是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写作手艺。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会隐微地向特定人群传递真理，但在面向大众时又借助通俗学说来伪装。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隐微地书写、阅读逐渐被遗忘，乃至变得神秘莫测——也可以说，在阅读风尚日趋平庸化的时代，隐微写作显得极其不合时宜。
可是，我们对隐微写作的不安是一回事，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字里行间的哲学》就致力于从故纸堆中打捞出隐微写作技艺，作者以清晰流畅的行文，向读者呈现出一部关于隐微写作的百科全书。我们能看到，隐微写作是如何被哲学家长期实践，进行隐微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它又为何被启蒙运动的们遗忘，以及，我们怎样重拾字里行间阅读哲学经典的技巧。最终，对隐微写作这种失落技艺的追溯，实际上是对现代知识的有力反思，也是对人类严肃生活的强力捍卫。
这部诗集或曰诗文本，蕴含着诗论随笔和寓言小说的特质，它以讲述伯牙和钟子期传说为框架，篇章布局对应古琴曲《流水》的结构，二十四首分行短诗摹用和发挥古琴文字谱的语言方式，“知音”主题贯穿、展开和变奏于其间。由倾听和阅读而引起的这一写作似乎是讽仿式的，为了加强讽仿效果，在插曲里，依据人类妄想把古琴曲《流水》运送到的星际人耳畔的事迹，又去揶揄科幻文艺的意识。不过，如果注意到框入方括号的副题或题辞——[戏仿的严肃性]，就不应仅仅从一个向度去玩味。来自倾听和阅读的写作，又指涉倾听和阅读，渴望着回到倾听和阅读；这本有关“知音”的书，更进行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而对话这一诗学命题，恰是“知音”的应有之义。
章太炎的著作精深，极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了中国与全球现代性中普遍存在的经验：新与旧同在、民族特殊性与超验普世性并举。
本书聚焦于近代国学大师、思想家、家章太炎的著作和思想，并且是在中国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冲击的社会背景下考察章太炎著作的意涵。
作者慕唯仁作为研究汉学的学者，不同于通行的以训诂和语义为基础的研究，而是以其独特而新颖的视角，抽取“抵抗”作为本书研究的关键词，将章太炎著述和思想置于哲学和晚清思想的对话语境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于那些研究晚清思想史的中国学者而言，具有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现有的施特劳斯录中，西塞罗研讨课是唯一他专讲一位罗马作家的课程，施特劳斯认为，在古典哲学传统中，西塞罗的地位相当重要。
本课程分为十五讲，讨论了西塞罗的四部哲学著作。第一至四讲考察《论国》，第五至七讲考察《论法律》，第八释和阐明古代的自然概念，第九至十二讲考察《论义务》，第十三至十五讲考察《论至善和至恶》。第八讲成章，将本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基本的问题，第二部分讨论。
施特劳斯的这门西塞罗研读课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首先，本书可作为最佳入门导读，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正确与历史》；第二，辨识人类历史上个体思想的优劣对错乃至品质的高低，是我们能够从施特劳斯的这门课上学到的最为宝贵的思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