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马勇为其新出版的晚清套装《马勇讲史》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本次出版的包含《》《维新》《国变》《》四本，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清王朝由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没有见过，更不知道晚清。晚清的全部印象，都是教科书传递给我们的，那都是“的旧社会”，“三座大山”，人民无法做主，者个个都是贼，即便是最高者也概莫能外。
这一套叙事，我们后来叫做“叙事”或“史叙事”，将视为正当、。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先进阶级、政党领导下，与阶级、落后的历史。
对于这些叙说，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还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开始对传统叙事产生某些模糊意识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中全会决定终止“以为纲”的口号，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个口号终结了一个时代，改变了历史进程，一个全新的时代。重提现代化，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的。这条，在近代中国并非前无古人。粗疏地说，至少有两次未完成的现代化可资借鉴。第一次是近代史上的洋务新政；另一次就是被中日战争打断了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十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现代化重启，就是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重启，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在《历史学》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极具分量的长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改“”前十七年、“”十年对洋务运动的主义评估，从现代化视角重估了官督商办的意义。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些并不是那么容易梳理出具体的径。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领导的新主义，则似乎是直接与农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
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的，是集团的部分人采用技术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导致资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在太平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国，是合乎逻辑的。”[黎澍：《再思集》，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出版界适时介绍了学术史上久已“的”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极负盛名的陈旭麓教授为这本小写了一篇序言，给予谨慎推荐：
“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会贯通，以作者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它曾在中流行，后因其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然而识者仍以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本书是在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中国史》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取其所长，融合而成。
这本已久的小书非常好读。蒋廷黻的文字像梁启超那样极具魔力，我不仅一口气完毕，而且后来时常复习，不时从中汲取思、视角，甚至讨论的理据。这是过去几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小书。其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是让我知道在传统的“叙事”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视角。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目《现代化叙事与叙事并行不悖》的文章，以为两种叙事模式都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叙事模式只有方意义，并没有高下之分。按照刘大年先生的看法，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叙事，没有必要视现代化叙事为洪水猛兽，现代化叙事与叙事可以并存不悖，互为补充，目的都是历史研究更接近真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这种现代化与结合的“双重叙事”，显然是对范文澜、胡绳以来单一叙事的调整、补充，是对学术新的接纳。
与刘大年的情形类似，胡绳晚年也并不是顽强坚守固有思，他同样与时俱进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如何表述，如何研究。他认为，以现代化叙事重新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长时期流行的叙事一家独尊，具有孤单感，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叙事理论自洽讲出了一番道理，在为纲的年代里，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现代化叙事应该汲取叙事的教训，凡事不必极端化，温情、、中庸、，摈弃叙事的极端、、唯我独尊，都应成为现代化叙事坚守的原则。
现代化叙事给我的，就是重述近代中国历史的可能。事实上，早在我阅读蒋廷黻那本小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读书笔记。这个笔记经过简单整理，就是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的主体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从明清之际因素进入中土开始探讨，以为此后五百年的变化，主要动因就是因素的刺激。假如不是近代突然出现那么多的新因素，假如这些因素没有在那个时代东来，中国极有可能在原来的样式中修补，在那种情形下“终结”中国历史，因为中国的架构、社会架构发展到利玛窦那代会士进入中土的时候，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境界。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落后而刻意贬低那之前的中国。
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近代的意义，不明白之间到了近代的差异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时代问题，中国还处在先前的农业文明状态，而因各种巧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放不下架子，总是习惯性以东方藩体制下的主国自居，不愿意与诸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不愿市场。
同时，中国很长时期不清楚世界已经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殖民时代，先是东方旧的殖民模式——藩体制，既不能带着这些藩国小兄弟一起转身，学习，重建一个新殖义体制下的大统一市场，又不能像殖义那样尊重殖民地的一些适当的权益，帮助他们发展，甚至帮助他们，与主国重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关系。
回望近代中国对藩关系的处理，简直没有一件出于主动，源于设计，更没有一个藩国在脱离中国后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的、相互依赖的平等国家关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发展诸多不顺的一个外在原因。
从的角度，我在《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中重述了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历程，寻找近代中国现代化挫折的历史因素。我那时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绕不过的一道坎，中国如欲比较顺畅地步入现代，第一，必须确立现代价值立场；第二，应该像胡适一百年前就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与现代因素能够顺利嫁接的内部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现代化阻力。中国未来前途只有一个，就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提示：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1页。]
现代化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先前叙事模式看不到或看不清的事情。比如从“叙事”观点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而近代中国发生的所有，诸如太平、义和团、辛亥、国民、土地等，都被赋予非常意义。但是如果从现代化视角重新，就会发现“叙事”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自洽。
“洪秀全和太平是主张向学习的，但所要学的是的教，是中世纪的神权，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的神权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其实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的科技是在和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三松堂全集》卷十，34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太平，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起义对的，看到阶级政策问题；另一方面很容易感到洪秀全、太平并不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太平缺少起码的世界意识，不知道世界大势，更不知道怎样与这样的世界大势接轨，因而太平只是传统中国旧制度中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太平们昧于世界大势，并试图脱离世界，画地为牢，自成王国，这种情形不要说清不能，急于向中国推销产品、急于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帝国主义列强更不可能答应。
传统说法以为太平是“中外”联合绞杀的，就事实而言是可信的，因为太平除了其集团的，与世界潮流，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似乎都没有多大关系。[《太平：一场未完的》，《百科知识》2013年7月号。]
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辛亥，我在那时也有一篇长文章发表：《辛亥：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如题所示，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现代化视角探究辛亥的主观意图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想效果。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辛亥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了，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来说抛却了旧传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通，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国地位而去做的臣民，即便是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不同了，“唯有遵守法律、巩固，期造成之国。”[《黎元洪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辛亥将中国全部历史截然划成了两大段，帝制时代与“后帝制时代”。辛亥后虽然出现过几次帝制，也出现过国家主义、体制，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史背景中进行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还是比较幸运避免了法国大后长达近两百多年的、荡。
辛亥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通，但是也必须看到，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辛亥主观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更蹊跷的是，辛亥客观结果与主观严重，引起后来许多问题。
在“民族主义误区”一节中，我分析了康有为与孙中山两个主要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以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虽然也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有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内在紧张，有对满洲贵族不识时务、变法、变法的尖锐，但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洲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
与康有为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在一开始是以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道，以汉民族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必由之。
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在他看来，中国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满洲人，恢复汉人地位，甚至提出使中国脱离殖民化危机，脱离满洲人，是亚洲第一步。不建立一个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在孙中山看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不消说，孙中山这些看法不仅具有浓郁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色彩，而且在事实上将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变成了民族与民族复仇运动，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群不断融合，不断扩大中国文明边疆的历史事实。这种说法、做法，势必加重中国现代化阻力。
从历史看，并没有随着满洲人退出而好转，满洲人，甚至是满洲贵族并不构成中国困境的唯一根源。以鞑虏为基本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更何况对于大中国历史而言，满洲人并不是一个“外来”？
在“皇权与”一节，我主要讨论了现代化背景中的、化等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实行，人民无法享受起码的，那么这个国家即便实现了经济腾飞，但这种纯粹的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真的实现了现代化。经济是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唯一指标。而化，不仅是现代化一个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而且也是现代化这一综合要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以此反观辛亥者，他们对的向往、渴望、追求，都是真诚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中国国情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模式给中国，更缺乏对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完成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方能完成的事情。因而，辛亥虽然了，建立了，但除了招牌已换，中国的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现代化道依然曲折漫长。
辛亥将皇权与视为对立两级，执意要废黜，重建平民。这实际上打开了中国的“潘多拉盒子”，了最不该的贪欲。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更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在行使国家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但在更多时候，皇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决策正常化、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发展。如果协调得当，皇权也是发展的力量。世界上君主制国家，并不都君主、君主，更不都是由君主了的。君主的存在，君权的神秘性，不可性，不可僭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了最高不再成为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反而有助于稳定，有助于落实。加微信amamcheng1976, 看类似好文章！
在“立宪与”一节，我主要分析了清末最后几年立宪主旨、意义、困境、问题，但必须承认立宪代表了中国发展方向，是中国化的必由之。党对立宪持怀疑、否定立场，有其意义，从外部促进了中国的进步。我始终认为晚清的主要意义就是从外部压力，促使清廷。但是，党不仅怀疑清廷立宪诚意，而且不认为立宪是中国应该做的事。
孙中山最典型的一个分析，将—立宪—看作一条线，是一个又一个台阶，后面的是对前面的进步。因而在党人看来，既然优于立宪，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次序井然，拾阶而进，为什么不可以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迎头赶上，躐等进步呢？“若我们今日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
这就是孙中山、党，不愿按照严复的阶梯论渐进，而必欲迎头赶上，采用世界上最好体制的理由。结果，带给中国的是不共不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躐等思想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进程，即便在“后时代”的中国，其致思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孙中山超越思想的影响。
这篇从现代化视角观察辛亥的文章，给我带来了一些机会，也带来一些困扰。文章发表后不久，思想文化领域因“告别论”而有一场规模并不算小的清理运动。一位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为主的长篇文章中十多次引用我的文字作为靶子，好在这位老先生只是模糊注出这部论文集的出处，没有直接点出我的名字，这或许是对我的。
但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去打听。一方面，毕竟那时院所领导人相当，并没有将学术问题弄成问题；另一方面，我心中也有一丝胡适式的窃喜：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我的文章能让这样的老先生寓目且有的兴趣，我应该感激人家才是，所以我从来对者抱有，毕竟他们用心阅读了拙著。
那时还有一本影响不小的《走什么——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一书，编选者也收集摘录了我的一些论述，涉及好多篇文章，仅这篇辛亥的文章就被摘录了好几段，但依然不愿给我署名。其中一位主编我还算比较熟悉，一次会议偶遇，我问起这件事，并玩笑说为什么不给我像李泽厚、刘再复那样署名啊？老先生迅即回答：主要是为了你。老先生说的很真诚，我也就不好再说知识产权什么了。当然，我自己心里很明白，不给我署名，有爱护的成分，也有我那时作为小字辈，名气不够的因素。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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