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末之际，回望整年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那些热闹非凡的“大型个展”，尤其是具有三十年总结性的展览，频繁的成为行业聚焦点。“2015年就像一个分水岭，突然冒出来很多个好个展。” 家鲁虹这样总结2015年的当代艺术展览现象。他认为，在85三十年的时间节点上，这似乎成为了很多美术馆、艺术家和研究者达成的共识。“几年前业界的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对于个案研究的缺乏，现在到了补课的阶段。”在大的经济背景影响之下，艺术行业也在2015年整体回调，而艺术家个展却在各地扎堆出现，不知是借了85三十年的东风带来的热闹，还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真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雅昌艺术网试着盘点了50位相对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自2011年以来的重要个展情况，有43位艺术家在本年度举办了重要个展，其中不乏多个带有总结性的回顾展，这样的数字远远超过之前五年。盘点国内重要艺术机构近五年来所推出的重要艺术家个展情况，2015年同样呈现总体上升趋势。悉数2015年的综合类大型个展，主要包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吕胜中、戴耘、庞茂琨、魏东等个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刁德谦、肯特里奇、刘韡三大个展，龙美术馆的李津、丁乙、徐震大型个展，民生的夏小万三十年回顾展，湖术馆的魏光庆大型个展，苏州博物馆推出的徐累、沈勤、王璜生、喻红、个展，合美术馆的傅中望手稿研究展、张大力之等。
并非只是美术馆与当代艺术机构，这样的现象已经延伸至画廊、博物馆，包括泉空间近一两年内推出的傅中望、方力钧、王广义个展，蜂巢艺术中心推出的梁铨、宋陵回顾展等大型个展同样引人注目。无论是借85三十年的东风，亦或是源于艺术机构的阶段性调整，似乎业界都意识到了这样的趋势，2015年的确是“大型个展云集”的一年。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在总结2015年的展览时这样回顾：“确实，在UCCA2015年度最重要的三个展览都是个展，而且都在不同层面具有一点儿回顾的意思，分别是肯特里奇、刁德谦和刘韡。”他认为这样的展览安排是否跟这个时间节点有关系也很难说，但是相对于2007年的’85新潮大型回顾展至2013年的开年大展《ONOFF》，UCCA这两年的确没有大型群展的计划，上一次比较大的群展是2014年5月份的“戴汉志：5000个名字”，尤伦斯在2015年和2016年都没有大型群展的计划。”
如果说2007年尤伦斯的到来之时，正是学界开始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史，所以在那时做一个85回顾展其实常恰当的。包括桑斯做的《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和田霏宇做的《ONOFF》，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段起到了某一些作用。田霏宇认为：“但是在国内，这样的方式不再有效。反而是像肯特里奇、刁德谦这样的展览，即使观众数量并没有想象的多，但能够在业内更能够引起共鸣和讨论。大型群展并非不能做，却是需要具有非常高度的判断才能够被人吸引、被人记住。”
田霏宇觉得，对于UCCA来说，在《ONOFF》之后，至少是在青年艺术家这一层面，最近没有必要再去做大型总结性展览。“我们可能更愿意去做我们的‘新倾向’系列，就像2015年的何翔宇、陶辉和李明一样，2016年将会推出郝敬班、唐纳天和王海洋三位的个展。我觉得以这种中小型的个展给年轻艺术家一些机会，可以完成的呈现艺术家的创作，最近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符合这段时间的一些特征。”UCCA在2016年重点推荐的展览除了“新倾向”系列之外，还包括劳森伯格、曾梵志等重要个展。
由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一直以来在做传统展览的同时，也在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展厅推出中国当代艺术展，从2010年至2014年陆续推出了罗中立、许江、尚扬、王天德等艺术家的重要个展，而仅仅在2015年就集中推出了、沈勤、徐累、王璜生、喻红等五位艺术家的大型展览。
苏州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杨艺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苏州博物馆每年都会有计划的选择并推出当代艺术家的重要展览，但2015年则是一个重要年份。“我们希望能够将历史和当代进行一种碰撞，这几年来不断推出的当代艺术家的个展也让苏州博物馆奠定了在当代美术界的一些基础。所以2015年我们全面推出了五位艺术家的个展，并开始启用忠王府展厅，在古代建筑里做一些新的尝试。”
注重艺术家个人整体线索和综合素质，以及艺术家创作与中国传统人文之间关系的考量，这是苏州博物馆选择艺术家的基础。“就像今年喻红、徐累的展览，我们是从2013年就已经和艺术家接触并确定展览，我们并不希望接收一个巡展或是照搬一个展览，而是通过一年半甚至两年的时间，根据苏博的特点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让艺术家和贝聿铭的设计来做一种对话。希望艺术家来重新设计、编排作品甚至重新创作作品，包括展览名字、展览布局、展品选择都是根据博物馆的特色来量身定做，每位艺术家都是这样，也是我们与艺术家达成的共识。”杨艺这样介绍，他们一直觉得无论是传统展览还是当代艺术展览，博物想做成一个让人尊重的博物馆，也想做成能让人记住的博物馆，所以每一位艺术家个展的呈现，都颇费心思。
对于众多大型个展崛起的现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所抱着观点是积极的，他认为是美术馆和艺术机构热的良性竞争形成的，与前几年的市场热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尤其是民营美术馆的机制灵活，嗅觉敏锐，对于当代艺术的最新现象反映比较快。而大多数美术馆具备空间条件、学术支持，而艺术回顾展在当下业界都被认为是学术价值比较高。
就像鲁虹所说，如果说三十年前的85都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话，那么三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做的就是理清的工作，尤其是当美术馆开始梳理艺术家个案，艺术家也开始注重自身创作脉络的呈现，那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艺术家个体线索的梳理和研究正是需要踏踏实实补的一门课。
作为武汉合美术馆的执行馆长，鲁虹在2015年所策划的“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成为近几年个案研究项目的经典案例，不断在最近被提及并讨论，300多件作品共分成8个单元进行展示，呈现了张大力从70年代至今的38年创作之。
选择张大力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高度历史感的艺术家，他不仅保存有完整的个人文献资料，而且能提供各个阶段创作的代表性作品，这在当代艺术家中很少有，“他的作品很丰富，从大学到现在全部作品都在他自己手上。”鲁虹说，“这样的艺术家个展强调的是深度研究，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展览。艺术家此前自己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了一年多，在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展览现场，布展时间40多天，展期六个月。”
最近，似乎这样具有研究性质的个案研究能够赢得更多赞叹和推荐，同样的个案研究还包括夏小万、魏光庆、李津的总结性回顾展。殷双喜也向记者重点推荐此类展览：“策展人和艺术家都非常认真，张大力的个展他光在现场布展就一个多月，这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我听说过的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美术馆、画廊敢于让艺术家在展馆里布展一个月，充分把展览形态探讨出来。我希望我们的展览少一点，才会关注到真正要关注的内容上。”
合美术馆近两年来所着重推出的即是这样的艺术家个案研究展，还包括已经完成的傅中望手稿展，2016年将推出方力钧的手稿研究展、王广义的大型回顾展、庞茂琨个展等。“我觉得当下做个展已经并非像以前那样简单把作品一挂、取个题目、写个文章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建立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上，业界的很多学者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鲁虹说。
艺术家个人线索的研究，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展览这几年来一直在梳理的线索，无论是早期的艺术家冯法祀、孙滋溪、董希文、王式廓、司徒杰，还是引进的国外艺术家肖恩·斯库利、安迪·沃霍尔、博伊斯等艺术家的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学术部主任辰在参与这些展览的筹备过程中感慨颇多：“如果不是去做这些个展，你是发现不了原来一个艺术家有这么多创作风格，我们看了之后都会觉得获益很多。今天要确定一个艺术家的重要，要整体研究他的艺术创作，这个时候个展就有意义了，去研究他的经历、艺术发展、创作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能发现你之前不知道的艺术家的一面。比如我们看夏小万的展览就会发现他原来做了这么多作品，很多作品之前都没见过，而且能够将80年代至的创作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看了展览之后，你对这个艺术家的认识就全面了。”
在近两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走访和观展过程中，辰意识到其实在海外重要美术馆的展览中，主要以艺术家的个展为主，艺术家需要的就是一个一个被发现其创作的特殊性。“艺术家的创作强调的是个性和差异，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用流行的模式去套用它，作为策展人，就是要做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观察，这就是策展人做个展研究的价值。”他也认为个展的梳理有利于呈现艺术家的个人研究，但同样，个展也统一艺术家自身的不足，在研究艺术家的同时也能够对艺术家的创作和深入思考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随着艺术家个展的崛起，众多大型群展的力量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式微。盘点2015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型群展，除却银川美术馆、民生现代艺术馆开馆展，龙美术馆馆藏、首届亚洲双年展等几个重要展览之外，似乎令人记忆犹新并能引发讨论的展览并不太多。
湖术馆副馆长、策展人冀少峰就谈到：“如今的双年展、三年展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的强大影响力，如今随着信息的传达方式已经越来越快速，艺术家参展群展的机会到处都是，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注重的是如何界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此时的双年展、三年展以及国内的众多大型群展，对于策展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一个大的主题如果没有新的高度，很难调动起大家对他的关注度。而这个时候，艺术家以一种个体的形式凸显出自己的声音和力量，这恰恰反映出艺术界当下的需要。一个好的个案反倒是能够调动起大家的关注度，所以群体失声，个体声音崛起也就是这个原因。”
“这跟艺术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个人需要相关，你如果注意就会发现。最近做大型总结性回顾展的艺术家都在50岁上下，他们在85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在85三十年的时间节点上有个30年的创作回望，其实也比较正常，当然也跟他们进一步寻求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定位这个意识有关系。”殷双喜认为艺术家个展的崛起与艺术家的代际之间不无关系。
当下，85新潮、后89、2000年之后的一代这样共有的创作现象和趋势已经不多见。90年代、2000年左右，很多大型展览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集体形象，甚至包括2015年范迪安在鲁尔区策划的“中国8”展览，都多少依赖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宏观的理解和判断。“那样的阶段更适合用大型群展来架构起一个学术概念或者是艺术发展趋势。但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共有现象和问题并不多，艺术家的创作相对、个性，也不再像85时期那样抱团。你如今想用一个共同的概念把不太相干的艺术家作品搞在一起，所做出来的群展也不是有效的群展。”鲁虹坦言。
就有策展人在为艺术机构做开馆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如今再组织群展，很多艺术家也不愿意参加，说实话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捧场来的，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我们面子，但在心里并不是很愿意参加。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已经对群展不再感兴趣了，有艺术家就跟我说：‘这样一个大展，这么多人每个人拿一两件作品不能说明问题。’这是艺术家真实的想法，其实想想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尚未成名的青年艺术家来说，他们更适合参加群展，这样容易发现一些青年艺术家创作的现象，也有助于推介艺术家，但是当这些艺术家已经五六十岁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学术主题，是很难艺术家的。”所以，如今如何完成一个更为有效的大型群展，对于策展人来说难度系数更大。
当然个展崛起也与资本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如今做回顾展的这批艺术家也正好赶上了2006年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箭式的飙升，他们大多也都具备了物质条件。他们在当代艺术界也是所谓的成功的一批艺术家，很多艺术机构和资金进入找他们举行这样的展览也比较合适。”殷双喜说。
资本在当下很多时候都能起到一定作用，也不排除诸多大型个展也是由艺术家自己出资完成。但是鲁虹觉得这并不能说明当下个展云集的现象是由资本决定的：“就像我们做张大力的展览，直接费用花了300多万，简介费用包括展厅、水电、人员等加起来共计六七百万，其实这样的费用比做一般大型群展花费的费用更高。没有继续做群展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新的问题，这个阶段也可以去总结过去，也到了对过去研究、总结的阶段，是一个当代艺术在现阶段要解决什么问题的问题，而不是资本的问题。
总结2015年的个展现象，殷双喜认为这与前个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大规模展览也相关，展览频繁，尤其是诸如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性展览中着不少中国面孔，“展览多了就会疲倦，疲倦之后就得反思，经过那一阶段之后大家都在反思怎么办展览。中国有句成语叫‘宁要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就是宁肯少儿精，也不要胡吃海塞。”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就到了这个极端，艺术生态的各个方面，包括美术馆、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家、画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最近这两三年当代艺术的降温是一个号事情，促使业界在投入一个展览的时候更多的考虑、论证和判断，而不是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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