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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研究在系统梳理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生成径的基础上，采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资产锁定和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基于企业产能过剩“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模型和以研发强度、财务杠杆为中介变量的径模型，依据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雅诺什·科尔奈先生在其巅峰之作《短缺经济学》中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现象，认为主要的根源在于国家与企业存在着“父子”关系，
但对于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产能过剩”，科尔奈先生似乎“只讲对了故事的开始，却没有预测出故事的结局”。时过境迁，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至今不到30 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经历了 3 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源起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持续至今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且整体呈现普遍性与全方位并存、结构性过剩与体制性过剩共在、绝对性过剩和长期性过剩交织的显著特点（王秋石，万远鹏，2015）。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3 年 11月发布的信息显示，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8％，是 2009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2015 年，中国工业的总体产能利用率只有 72%左右，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 70%左右，有些行业甚至低于 60%（詹花秀，2016）”。“2015 年底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第 23 次全国企业经营者年度调查报告显示，16.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行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58.6%认为比较严重，25.3%认为基本不存在，从 2012 年以来，认为本行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比例都呈现攀升态势，而认为产能过剩基本不存在的比例持续下降”。在宏观的经济层面，产能过剩会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和债务危机等问题，在中观的产业层面，产能过剩会导致产业恶化、产业竞争力下降和产业结构固化等问题，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资产闲置、盈利水平下降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可以说，“产能过剩问题犹如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掣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前程，杨光，2015)”。为此，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下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文件，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并将“去产能”作为五大任务之首，可见，化解中国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艰巨的历史任务。
研究主要依托万得（Wind）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采集微观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并从产权分层（国有和民营）、地区分层（东部、中部和西部）、产业分层（制造业 28 个产业）和年份（2007~2015年）的视角展开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现状、特征和趋势的分析。
关于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有待进一步的和梳理，目前，尤其缺乏将外部独特制度与企业内因相结合展开对企业产能过剩的研究。研究在系统梳理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生成径的基础上，采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资产锁定和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基于企业产能过剩“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模型和以研发强度、财务杠杆为中介变量的径模型，依据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企业产能过剩与国际化治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黑箱”。研究将采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对资产锁定效应克服和产能过剩化解的影响机制，并应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成效，以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即企业遵循“外向国际化+内向国际化—产出增长效应+技术提升效应—资产锁定克服+产能过剩化解”的径实现产能过剩的化解。
产能过剩有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的界定，其中，宏观层次对应国家层次，中观对应产业和区域层次，微观对应企业层次，微观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构成了中观产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从企业的微观层面展开产能过剩程度、成因及其化解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对既有研究的归纳整理发现，相对于中观的产业层面和宏观的国家层面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研究，微观企业层面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也是论文基于企业层面展开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因。
E.Chamberlin（1933）基于企业利润最大的目标，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持续的产能过剩现象，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厂商平均成本曲线（AC）高于边际成本曲线（MC），即厂商不能在最优的水平进行生产（MinAC，MC=AC），至此揭开了产能利用和产能过剩研究的序幕。在此基础上，E.Chamberlin（1947）提出从不完全竞争角度诠释产能过剩的问题，指出完全产能（产能产出或充分生产能力）应被定义为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产出水平（MR=MC=AR=P 或P=SMC=SAC=LMC=LAC），并认为是不完全竞争引起了经济组织的无效率，从而导致了产能过剩。Harrod（1934）和 Cassels（1936）认为产能过剩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厂商的长期均衡小于最优的产能规模，这里的产能规模即长期平均曲线（LAC）最低点对应的产量。Cassels（1936）进一步拓展了关于产能过剩的概念，认为产能过剩是充分产能与实际产能之间的差异，并采用二分法把产能过剩分为短期产能过剩和长期产能过剩，其中，短期产能过剩与固定因素相关，并导致企业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条件做出产出规模的最优化调整，因此形成企业的短期不均衡；长期产能过剩与所有因素相关，由于其导致资源的持久闲置，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共事业性产业（水、气和电产业），如果它们可以被高效率的利用便会给国家增加更多的福祉，关于产能过剩的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上述关于产能过剩的共同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基于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成本的作用，于是 Ferguson 和 Hill（1956）对基于私人收益最大化的产能过剩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并基于对 Chamberlin、Harrod 和 Cassels 关于产能过剩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社会标准即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替代利润最大化的产能过剩的定义更具有合，即产能过剩是实际产出与社会边际成本（SMC）最小化对应的产能之间的差距。因此，基于边际社会成本的考察，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产能相应不足，而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产能相应过剩，这样看来，实现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落后产能的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Klein（1960）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产出即为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但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产出低于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两者之差便是过剩生产能力，可见，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过剩生产能力是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一种选择。Klein（1973）认为产能过剩是实际产出对在没有考虑延长工时，但考虑了休假和正常维修的正常投入条件下产出能力的偏离。Morrison（1985）认为产能过剩是厂商实际产出小于均衡状态产出的状态。而“均衡状态”指在价格、固定投入与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厂商达到的并且没有动力调整的产出水平状态。
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的无序状态和性日益凸显，竞争形态已经从过去“兄弟般”的一般竞争转向“兄弟相残”的“不投资即死亡”的强制性的性竞争，因此，相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才是产能过剩的关键。Crotty（1993，2000）认为“生产性资产的非流动性、地理惯性和变现的损失性是理解产能过剩的关键”。Brenner（2006）解释了“落后产能难以退出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固定资产，因为只要新的、压低了的价格允许它们至少能在流动资本的基础上取得平均收益率，继续留在该行业就是合理的”。可见，固定资本、沉没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对解释落后产能的退出问题和理解产能过剩的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所以，论文将资产专用性作为研究企业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切入视角，展开对资产专用性特征显著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并据此提出资产锁定性的属性及其特征，明确资产的专用性、沉没性和锁定性对企业经济行为和行为的影响，以深化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长期性、绝对性和严重性的理解。
资产专用性是现代厂商理论一个重要的研究，它对厂商的市场行为和组织规制结构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的概念最早由威廉姆森提出，后经克莱因、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等人进一步得以完善和发展。威廉姆森（1980，1985）认为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以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与沉没成本概念有关，一项资产的专用性与这一资产用于其他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时其生产价值的损失程度成正比，损失程度很大时为专用性资产，损失程度较小为通用性资产”，即资产可以在不发生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实现的重新配置（刘京，杜跃平，2005）。当一项耐久性投资被用于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时，由于投资而形成的资产往往具有专用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退出性壁垒，面临市场需求不足和价格持续下降时，的企业往往选择暂时停产或闲置部分专用性资产，即维持低效的生产状态，进而形成企业的产能过剩，可见，资产专用性与企业产能过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此，研究将企业资产专用性和产能过剩作为重点之一，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深化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应用领域。为深化对资产专用性的理解，下面对与资产专用性息息相关的沉没成本进行必要的分析。
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有两个基本思，一是纠正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形成的“越位”和“缺位”尤其是对企业过度的非公平补贴导致的体制扭曲，从源头上规避企业的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即从供给侧做减法；二是针对业已形成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拓展海外市场销售，实现优势产能的输出，即从需求侧做加法。为此，需要厘清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实现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市场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促进企业由响应型向市场响应型的转变，让企业“仅仅盯着市场看”，由国内市场响应型向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相互协调的市场响应型转变，提高企业市场供给的有效性，针对企业既有的无效、低效和落后产能要构建市场化的规避机制和淘汰机制，实现过剩产能的市场化出清；针对企业既有的优势产能要推进企业“走出去”、“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化战略组合，通过企业国际化的产出增长效应和技术提升效应，有效实现优势产能的国际输出和跨国转移，尤其是针对在财政扩张过程中积累了极大生产能力，目前下游产业无力进行消化的上游产业部门（郭长林，2016），最终实现国内消化一批、国外转移一批、整合一批和淘汰一批的目标，产能过剩化解的思如图 7.1 所示。
论文第四章应用成本函数模型，首先对基于完全竞争条件和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生产能力和产能过剩进行了经济学解析，进而明确了中国当下企业的产能过剩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扭曲性产能过剩，而非企业自愿性选择的策略性产能过剩；其次，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经济学的解析表明，在资金、土地等投入要素的初始进入性的体制扭曲，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外部化了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了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水平，导致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形成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巨大的具有沉没性的专用性资产，提高了企业退出的壁垒和风险，导致企业维持着低效的生产，落后产能难以实现市场出清，进一步恶化了产能过剩，基于 P 和就业的考虑会对企业进行持续的退出性补贴，以继续维持企业的生产，这样便形成了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互为的交互作用，进而形成企业强烈的重资产锁定效应，从而锁定和固化了企业的产能过剩状态，形成了企业产能过剩的“初始进入性体制扭曲—过度投资—资产专用性/沉没化—过程退出性体制扭曲—强制投资—资产锁定—产能过剩”的径依赖；最后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产能过剩市场化和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其中，资产锁定的克服和产能过剩的化解的市场化可以发挥市场价格机制调节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的作用，淘汰无效、低效和落后产能，实现市场化出清；国际化治理可以实现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协调互动，实现企业的产出增长效应和技术提升效应，促进企业优势产能的国际输出和提质增效对接国内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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