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地理特征和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决定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产业非均衡，转变为区域非均衡模式。由于人口流动因素的存在，区域不平衡格局还会进一步扩大。正确的战略选择，不是逆自然趋势而动，而是在淡水丰富的东部地区按照都市圈（带）的设想来推进城市化。因此，中央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负有重要的协调、规划和组织实施的责任。
研究区域经济布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经济地理的整体特征，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明确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所具有的产业发展特点。第三是找出经济发展与各个地区经济地理优势之间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防止短期利益行为导致国家整体发展上的长期失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靠地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央必须承担起规划、协调和组织实施的责任。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或欧洲差不多大，但可耕地面积只有人家的一半。其原因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它决定了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它将东亚季风的作用于中国东部地区，导致了夏季雨热集中，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北侧（河西走廊）则形成了常年的西风带，使得西北地区的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生态十分脆弱；并造就了其东侧的黄土高原。工业化以来，尽管人类拥有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淡水资源的多少，依然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的决定因素。
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中心逐渐向南迁移。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的降水量了该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从而了北部中国的人口规模。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区的自然，则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长期在极低的数量级上。明清以后，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薯类）的引入，中国东部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快超过了国土的承载力。辽宁曾经是一个森林密集，水草丰富的地区。清朝开禁以后，大量中原移民流入东北，至今不过一百多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现代产业的发展，目前辽宁已经是河川断流，风沙遍地，生态的恢复与重建十分困难。
本文之所以一开始要扯这么远，是因为历史上我们许多搞规划的同志以上这些基本常识。以至于一搞三线建设，就敢在缺煤少矿、氧气稀薄的西宁搞什么“五七”钢厂；一说开发西部，就踌躇满志地要把新疆变成中国的加里福尼亚；一提南水北调，就想引雅鲁藏布江之水把河西走廊变成鱼米之乡。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即使违反经济地理常识，很多建设规划短期内都能够“大见成效”，但长远代价却留给了子孙后代。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和容量供挥霍了。
经过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和以来两个阶段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所说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如果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发生逆转，国内的政策得以继续保持，这一发展阶段将至少持续到的中叶。在这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产值将下降到P的10%左右，农村人口将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由于出口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制造业的产值不会明显低于服务业的产值，并且继续扮演着着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新增就业的产业分布则与此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将不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出现在城市里各种新兴的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
从另外的角度考察上述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的经济增长阶段。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但是“后发展”国家在“起飞”阶段，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起步，依靠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问题在于：要使全体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劳动力的成本就必然会逐渐提高。“向成熟推进”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再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要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随着劳动者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向成熟推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在今后的50年内，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将有一半左右（5亿）的农村人口陆续变为城市居民；中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几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若干个容纳上亿人口的密集都市带（圈）。每一个都市带（圈）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中心，但它们的市场边界都是的。不仅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而且与世界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和水泥，中国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将达到创记录的水平，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最大买主。中国的需求将决定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价格。
首先是前面所说的经济地理因素。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密集，使得中国东部很多地区，都有可能形成相对的区域市场和产业群体。沿青藏高原东侧的横断山脉，经秦岭、太行山、燕山、辽西山地到大兴安岭可以划一道线。此线以东，除云贵高原外，大都是适合工农业发展的平原地区，产业选择的余地很大。山地和丘陵构成了天然的市场边界，河川则成为区域市场之间的自然纽带。此线以西，除大河流域附近的少数地区，只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尽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城市和人口规模的选择余地却很小。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别，不仅决定了不同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和区域市场规模上的差异，而且强化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向南迁移，使江南地区集聚了深厚的华夏文明遗存。其中包括细作农业技术、精湛的手工艺技能和勤俭、的经商传统。近代以来，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以及前述人口增长引发的闽粤百姓“下南洋”等；对于今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广东、福建两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传统计划体制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中国东北和中部地区奠定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时期的三线建设，则为部省份今天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条件。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今天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
以后，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放松了中央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加入了WTO 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大循环”，进一步拉大了与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包产到户”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效率，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大量部的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打工”，使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因此，中国已经从产业非均衡（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上述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很快地发生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欧洲，从工业算起已经200多年，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西北部很多地区的生态十分脆弱，不适合人类密集居住，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现代发展机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不会因为中央财政的地区性转移支付政策，以及中央承担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格局，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具有很多“增长极”的城市带（圈）。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四周有深圳、广州、佛山、南海、东莞等“增长极”。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上海，周围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增长极”。这些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在“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市场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技术联系紧密的城市产业群体，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以及各种水平的外来劳动力。它们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材料、劳动力供应链，一直延伸到部地区和海外。这些地区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迅速提高了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经济地理、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增长极”性质的城市，例如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例如海尔、长虹等。但它们的带动作用一般仅限于省内。一些原材料大省，例如和山西，或者由于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地区内部管理混乱，资源优势并没有为经济优势。计划体制及三线建设时期的明星城市，例如东北的、、沈阳，以及西安、成都、武汉、重庆带三点水的男孩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