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绝对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书，从孩童时期到中年时期之间的各种所见所闻的有趣有味的真实小故事入手，告诉读者，相信自己，只要努力，谁都有可能是天才，快乐离我们很近。
作者简介
孙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曾担任过央视名牌栏目《综艺大观》导演、汶川赈灾义演《爱的奉献》导演，现任《欢乐中国行》导演、制片人。
你是天才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看似平凡，其实都潜藏着不平凡的能力，你没成为天才，只是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实，还没有开发某个神秘的领地。
人类大师爱因斯坦，谁能想到3岁的时候才会说话，孤僻得像个怪物。所有的家长都嘱咐孩子：别跟他玩啊，说不准出点啥事儿。老师也给出了评语：大脑忒迟钝，没什么发展前途。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的爹娘都在检讨自己：是不是在生产他的过程中哪个程序出了问题？
后来，你都知道了，就是这个看起来自闭愚钝的普通人，提出了绝不普通的相对论，让那些绝顶聪明的人都很难理解。
曾经还看到过这样一个人物：在美国的芝加哥，有一个叫薇薇安的平凡女人，除了很少的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外，她的生活几乎没有和其他人有任何交集。薇薇安没有爱人没有孩子，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做着一份最不起服、最底层的工作：保姆。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完全被社会忽视的人，去世后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原来，在她工作的空闲时间有一个痴迷的爱好—街头摄影。一有机会，薇薇安就会穿一件廉价的夹克衫，端着她的禄来双反相机漫步在大街小巷，把她最感兴趣的人摄入镜头，把原汁原味的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间，薇薇安留下了十万张尚未冲洗的底片。
因为穷困潦倒，她离世后，随身的财物被拍卖以还掉生前欠下的房租。此时，那一大批任何人都不知道的胶卷才被发现，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才在人们的视野中展现开来。那些反映20世纪50—70年代芝加哥街头的数量惊人的照片，以一种沉默的力量彰显了摄影师的才华。
薇薇安被后人称为街头摄影的“梵高”，一个地位卑微默默无闻的保姆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转身为大师。
所以，谁都有可能是天才。
老爸就是个天才
我身边就有一个天才，那就是老爸。
老爸出身贫寒，小的时候几乎没怎么读书，只在私塾里学过一段时间。尽管文化功底不够深厚，但他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让他特别受人尊重，在我看来天底下好像就没有他不会做的事情。
前段时间老妈收拾卫生间，有一个杂物架很占地方，我主张扔掉它，可老妈执意不肯，她告诉我那是老爸亲手做出来的，舍不得扔，留个念想。
其实能留下念想的还有很多东西：厨房里炒菜的铁铲，年龄已经比我都大了，可老妈仍然在用着，她觉得比现在超市里卖的好用得多。那也是当年刚结婚时老爸做的，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好的见证。
还有家里最常用的小板凳、晾衣架、杂物柜等小家什，都是他丁丁当当三下五除二弄出来的，缺什么做什么。
我小时候的玩具也几乎都是老爸做的，弹弓枪、大铁环、滑冰车……不一而足，只要我有想法，他都能立刻让梦想照进现实。
别说这些小玩意儿了，就连早年间院子里堆放杂物连带做饭的小偏房都是老爸盖起来的。别看它小，但五脏俱全，和我们住的公家建的平房没大区别。多复杂的建筑工程啊，连门窗都是他一个人整出来的，现在想想都让我吃惊。
唐山地震那年，马路上搭起了各种模样的抗震棚，在那片老远一看像联合国的“难民营”里，数我家的棚子最工整、最好看，而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没漏过雨。那时我才8岁，连下手都打不了，全都是老爸一个人设计、施工的。
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老妈总会说：“找你爸。”我们倚靠着这座大山永远都有安全感，因为无论面对何种状况，老爸都会说“我能”。就连邻居们也都是“有困难找老孙”，谁家的自行车坏了、谁家的黑白电视没影儿了都招呼老孙帮忙，甚至家里打新家具要刷油漆了也得老孙来操刀，因为他刷得又匀又亮。对他来说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文化水平低，没上过正经的学堂。所以他常常恶补各种知识，一名钳工的手里总喜欢抱着各种书本。
在没有电视、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的70年代，吃完晚饭的漫长时间我最爱听老爸讲故事，孙悟空、诸葛亮的精彩桥段都是从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熟悉的。往往第二天我稍加演绎再讲给小伙伴们听，他们都聚精会神，眼睛都不带眨的。如果我故意把故事的小尾巴留着不讲，一群小丫头、小小子会把我围起来不让回家的。他们打心底里佩服我，奉我为无所不知的“小神仙”。其实他们没明白，我那么灵通主要是我家里有个不一般的“老神仙”。
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信，老爸没怎么上过学，但写得一手好书法。很小的时候都是他在督促我写毛笔字。现在我在小区偶尔碰上在写“地书”的老人，都不由自主想起老爸。那个时候，他就是拿着蘸水的毛笔，不停地在我家小院的地上练习，既省纸墨又方便实用，我也跟着掌握了这种本领。
老爸总感叹我生在了好的时代，有好的教育条件，有好的求知环境。我也常常在想，如果老爸也能像我这样接受正规的教育，估计一定是个大才子，甭管从事什么专业，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尽管这一切他都没赶上，但我仍然毫不动摇地认为，他就是个天才。
22岁的小小成功
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有一阵子电影院实施新举措，在放映影片前先举办一场卡拉OK比赛，名随便报，跟现在电视里的海选似的，每场还有专业评委。这让我蠢蠢欲动。
第一次登台唱的是《梅兰梅兰我爱你》，伴奏是人家给准备的，一次都没合过。但哥们儿特别牛，凭着良好的乐感愣给唱全了，还没出什么纰漏。正儿八经鞠躬谢幕的时候，不能说是掌声雷动吧，也得用雷鸣般掌声来形容。评委们很有眼光，给了我一个二等奖，颁发了一套市值20多块钱的茶具。忘了那天到底看的是什么电影，反正抱着那套朴实粗糙的小茶杯一直眩晕，体味着22岁的小小成功。
相比之下，我写小说和散文的热情明显不够，却酷爱写诗歌。上高中的时候就痴迷于古诗创作，五言的、七言的都爱，连上化学课的时候脑袋里都在琢磨韵脚、调动词汇。书包里除了抄歌词的小本子之外，还有一个专门藏着我的各类绝句，没事就拿出来把玩，算得上是我最早的文学作品了。
到了大学流行朦胧诗，顾城、北岛、舒婷都是“神”级别的，绝对崇拜。尽管那个时候没法给他们发电子邮件，没法关注微博私信他们一下，但我还是经常与他们每一行不多的文字神交，并照葫芦画瓢写下自己的伤心落寞。古人有句话说得特别到位—“为赋新词强说愁”，估计就是讽刺我这样的。上自习的时候，我喜欢选择一个后排靠窗的座位，仰头看着夕阳发呆，然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可怜虫，再挤出几行委屈的句子。再或者，喜欢在池塘边的小树林里任斑驳的日影划过脸庞，在树皮上留下几个凄美的词语。尽管每天过得跟傻子一样快乐，但拿起笔瞬间就悲伤了，瞬间就纠结了，弄得人格特别分裂。
几年下来，朦胧诗也攒了一大本，这为日后写歌词汲取了牛初乳般的营养。
那时有本杂志叫《星星诗刊》，听名字就那么合拍。于是，每当有了新作品，便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纸上，用八分钱邮票送过去等待审阅。每次那个薄薄的半月刊发行了，我都罔顾自身财力毫不手软地买下一本，一秒都不带耽误地翻开目录像找丢失的钱包一样找自己的名字，可每次都是一首朦胧诗的情绪。我暗自寻思，是不是编辑总接到我的来信看名字都看烦了？于是，我换了笔名“梦龙”接着寄。有“朦胧”的谐音又有图腾的气势，但依然无果。
后来又把名字中的“孙”拆解为“小子”，把“滨”幻化为“水边”，排列组合成“水边小子”，还是没有音信。直到多年以后，这莫名其妙的四个字才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当作词作者停留了六秒钟。
大四实习的时候，和我们山城日报社副刊版的编辑逐渐混熟了，便颇有心计地拿出了那个本子。他扶了扶老花镜竟有滋有味地看了下去，并且很权威地通知我：周末8：20发！
当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四开小报展开在我手里的时候，我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心情真比女排夺冠还有成就感。尽管那首名叫《故乡的河》的诗歌拢共没二十行，但让22岁的我收获了期待已久的喜悦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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