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编辑部近期为大家总结了2019年1-6期刊出的系列佳文，供大家集中赏读。苏轼先生《题西林壁》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信，对于这些文章，不同读者应会有不同的收获。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去40年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水平从17.92%提高到58.52%，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在东南方向上发生旋转，东北—西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演变成沿海—内陆向，进而演变为目前东南—西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格局特征。文章在分析经济地理格局变化所表现的成就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阶段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付出的资源代价大，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容量超载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可持续的主导因素；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文章建立了未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探讨的基本框架，应认知信息化支撑的流动空间、资源承载力基础条件，以及不同人群对人居需求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影响作用，提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把区域功能定位和区域公平性作为前提条件，把引导人口继续向东南半壁适度集聚，以及着手大西北合理开发作为缩小大尺度区域差距的新战略，把形成各具特色、但满足人的居住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综合价值是相等的城乡空间格局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新途径。
文章对东北亚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地理现状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具体而言，文章从人口与经济、城市发展、产业与企业发展、交通网络建设、信息与文化设施等角度探讨东北亚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东北亚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与韩国、日本。朝鲜、蒙古国的产业仍然以一产和二产为主。其中，日本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汽车领域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中国东北在先进装备制造业、化工、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汽车产业集群，但是相较日韩而言优势并不明显。其次，东北亚的空中“两横两纵”交通网络已相对完善，陆通网络以高速公和铁为主，但是海上通道的合作与开通未来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此外，东北亚地区的信息网络已经非常发达，然而教育设施与文化设施在空间上仍然分配不均。总体而言，东北亚未来在经济增长、交通网络建设与科教合作方面仍有巨大增长潜力。
通过总结、分析内生发展的内涵及要求，从内生动力和内生支撑力两个角度，采用熵值法、因子分析定权法及综合指数评价法，对中国35个中心城市2015年的内生发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中心城市内生动力和内生支撑力均存在明显差异，运用自然断裂点法可分为高值、较高值、中值、较低值、低值五类。内生动力整体呈东高西低。东部地区空间分异程度最大，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小。人力储备能力不足的主要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心城市，研发创新和内需消费能力不足的主要为欠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内生支撑力整体呈南高北低。自然支撑力南高北低，多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北方重化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支撑不足，社会支撑力东高西低，多对部欠发达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支撑不足。内生动力和内生支撑力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匹配性，但整体上不完全一致。
村域人口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发生剧烈演化的直接原因，也是乡村发展所需各类人才资源流失、主体日渐老弱化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缓解村域人口空心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综合测评法对村域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得出影响村域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其空间分异机制，从而探究重构策略。结果表明：①村域人口空心化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地域差异性，西部扬黄灌区村域人口空心化均值为18.27%，中部干旱山区为21.78%，东部旱作塬区为20.37%，整体呈现西部低、中东部较高的趋势；②影响村域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为行政村海拔、贫困发生率、地面坡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影响力q值分别为0.63、0.56、0.39、0.35；③村域人口空心化分异机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任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个因素的独自作用。文章基于村域人口空心化分异机制，分别从空间、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探究乡村重构策略，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以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截取1984、1995、2006和2016年等4个时间节点，按照点（城市潜能）—线（经济联系轴线）—网络（经济联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借助城市潜能模型、经济辐射场强模型、变异系数模型和线性加权平均方向模型等测算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差异、形态、层级和方向，刻画4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联系时空格局的演化历程：①我国城市潜能在“递进演化”的同时，其地域分异特征愈加明显且差距不断扩大，高潜能城市始终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潜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顽健性”。②城市经济联系主轴线的“跨省”特征日益凸显，且从1995年开始逐渐突破省域界线，呈现出以重点城市为中心的“簇状”延伸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垂直关联体系。③我国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加大，复杂性逐渐增强，且经济联系日益突破距离，跨省经济联系规模和联系网络密集度日益增大；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在2006年开始由省域经济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016年城市群经济特征愈加明显。④城市间经济联系方向具有明显的“向”特征，在空间上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等重点城市为核心呈“汇聚”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未来，应有序引导和调整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筑梯次良好、互通密切的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中国铁建设进入高速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从铁网络视角透视中国城市体系的枢纽—网络结构研究成为热点和前沿。基于此，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多中模型，刻画了中国地级及以上铁枢纽城市的中空间格局：①多中指标的宏观空间分布同构，均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西北分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空间共轭。强度中与度中空间格局相似，紧密度和介数中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扩展态势。②综合中指标也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分异格局，中心向外围衰减的圈层结构难以打破，且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同配和异配共存。③各中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从全局看紧密度中空间集聚最强，而度中最小；从局部来看，中以高高低低空间关联类型居多，空间集聚性较强。
文章采用合成控制法，基于经济区规划的政策实验，选取北部湾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从整体和组成城市两个方面评估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经济区政策对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政策效应存在波动；②经济区各个组成城市的政策效应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区政策对经济区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作用；③分城市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表明，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现状和政治背景，经济区中的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按照经济区规划中设想的情况，尤其对于非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忽视行政区划所带来的政治壁垒的结果就是经济区政策的负向作用。
胡焕庸线以其对空间的简化表达，描述中国人口分布东西悬殊的宏观格局。文章将胡焕庸线简化为地理坐标系中的线性解析几何模型——简称“胡焕庸线，方便大数据背景下碎片化和非标准化对象空间相对胡焕庸线的判定。通过构建旅游空间潜力模型中国处于不同“胡焕庸线区位”地理单元的旅游市场潜力“胡焕庸线区位效应”，分析胡焕庸线作为除距离因素外体现区域差异重要因素的有效性。这种体现在旅游市场潜力空间差异的效应，反映中国宏观经济地理区位的规律性现象，是经济地理区位的“胡焕庸线区位效应”。“胡焕庸线模型”—“胡焕庸线区位”—“胡焕庸线区位效应”构成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地域传统导向型区位理论。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博弈，中国产品出口着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壁垒和反倾销的冲击，这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也影响外商投资者的决策。文章基于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的数据和WTO贸易数据，构建二值Probit非平衡面板模型，分析贸易与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及其溢出效应，与国际贸易措施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技术关联对产品径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阻碍外资企业产品的退出，贸易与技术关联的互动关系表明贸易存在切断地方原有径依赖联系的机制，贸易产生了削弱技术关联对外资企业产品退出负向影响的作用，贸易的消极影响，实际是一种径解锁的过程。此外，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不同产品类型与不同贸易类型表现出的异质性，量化说明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嵌入本地市场程度不同，贸易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大。
乡镇企业生产效率事关乡村发展及城乡融合进程。基于1990—2016年乡镇企业生产投入、产出相关数据，综合运用DEA模型、GIS空间分析及经济重心等研究方法，考察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演变及其移动径。研究显示：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以下特征：①整个研究期内，3个效率指标均值基本呈波动下行发展态势；②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水平略高，规模技术效率得分最高，且不同研究单元差异显著；③从三大空间效率均值排序来看，综合技术效率为东、中、西部，纯技术效率为东、西、中部，规模技术效率则较为随机；④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转移方向先后经历由东南向西南的演变，最终转移方向为东北。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结合张家界不同时期建成区统计资料，利用阈值提取的方法，提取张家界不同时期建成区面积，对张家界城市扩张方向进行分析；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及索洛模型，结合张家界市1989—2015年的基础数据，分析张家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及其与旅游产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张家界城市建成区呈现外延性的扩张趋势；②张家界旅游景区分布呈现的“三星拱月”态势对城市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③旅游产业成长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产业组织形式的演替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对旅游城市空间的物质要素和功能要素产生影响；④张家界城市形态演变速度总体上较为稳定，但1995、2002、2009、2011、2014年城市空间变化率相对较低，而1990、1992、1999、2003、2012年城市空间变化率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完善旅游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和逻辑模型。
当前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制和资源科学领域的主要问题发生深刻变化。资源科学学者需要针对自然资源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前沿热点和关键科学问题加强研究，提升对自然资源治理实践的支撑作用。一些既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又是自然资源部新职责的重大课题，如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资源承载力与空间规划，以及整合乡村多种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等尤其需要引起资源科学学者的关注。通过聚焦主要科学问题，文章分析资源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并结合自然资源治理的新问题，提出未来开展资源科学研究的，期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治理领域的协调化、科学化，不断完善资源科学理论体系，推动资源科学学科建设。
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和先导力量，引领着地方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中国经济格局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又如何表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文章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当地经济作用关系归纳为增速效应与溢出效应两种形式，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计量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刻画，研究发现：①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以及增加值分布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格局，并主要集中在由长江经济带，以及长三角以北的沿海经济带组成的反“L”形区域。②高增速效应区域由西北转向东部沿海，最后集中于长江经济带，而高溢出效应区域则由西部转向东南，最终集中于中部地区。③根据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数值关系，可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的作用类型分为高增速高溢出、低增速高溢出、高增速低溢出以及低增速低溢出效应四种类型。其中高—高型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游，高—低型分布在西北以及东部沿海，低—高型分布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而低—低型则主要分布于环渤海和江苏以及内蒙、甘肃和陕西一带。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更进一步地加强东部地区经济优势。文章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均衡发展，提升自身增速的同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以及社会网络中去，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