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国将进入“时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围绕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今年的全国，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2月25日，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分析会特邀8位光华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主题分享。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系教授刘俏指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一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二是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三是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四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向上游迈进；五是提升研发强度，增加基础科学研发占比；六是推进市场化，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七是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点开始优化、重塑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
未来增长动能要向“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倾斜，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以及更高水平的将成为重点。此外，谈到接下来的发展蓝图，要注意一个表述，即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而提高居民收入是提高消费的关键，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又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表示，2021年出口是否可持续取决于海外疫情形势，可能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全年增长依然有望超过8%。P增速目标在当前依然重要，经济增长目标应当统筹兼顾，避免未来几年忽高忽低。
2021年应急性政策应当逐步退出，逆周期调节政策不用急于退出，后疫情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强化精准滴灌、提质增效，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后疫情时代下，特别国债、税收与社保优惠等应急性的财政政策应逐步回归常态化，逆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应稳妥渐进调整，专项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应当逐步实现常态化转向，避免政策急转弯，更加关注广义通胀，防止泡沫产生。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分析，今年1月底中办、国办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进一步反映了我国立足从内部寻找增长动力、深入挖掘红利的应对战略与思。新发展格局将建立在市场化的双重深化：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纵深拓展；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横向融合。
如何将行动方案具体落实？纵观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历程，凡是撬动了地方竞争推动的，都相对容易达到目的。可以考虑将一些适合地方主动推进的事项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指标，或对绩效进行排名，既给激励，也给压力；鼓励地方创新，允许先行先试，先创新者先受益，同时给予地方官员容错空间；先聚焦少数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逐步推进。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指出，居民消费率偏低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新型城镇化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目前进城的农民工有1.35亿人，在同一城镇居住10年以上的农民工有5200万。以“存量带增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农民工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的约3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对象。因此，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富裕农民才能扩大内需。
面向存量农民工核心需求，有以下三大政策举措，一是大力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二是综合施策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三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的核心。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指出，“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我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可行，未来既要降低碳排放，还要建设碳捕获能力。
从行业来看，化石能源生产中的煤炭要先达峰；加速发展可再生的非核非化石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工业要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从区域来看，能源生产向优势地区集中；调整传统能源大省的能源生产结构；技术、成本等缺乏优势的地区的能源产能要加速退出。
具体而言，要综合运用市场和政策手段，一方面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为碳排放合理定价。另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安排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展相关项目，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制度，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发展领域，开发绿色金融产品。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张峥从六个方面总结了A股市场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存在的短板：30年间A股市场发展迅速 ，但相对规模不高，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A股的投资回报中资本利得占比过高，脸上的痣图解缺乏高比例分红的权益型投资产品；从价格发现功能来看，A股仍有不少短板；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市场没有形成有效淘汰机制；个人短期投资和非理易行为投资收益，A股缺乏长期的资金；应看待A股注册制试点目前呈现出高首日涨幅、高平均市盈率、高换手率的特征，市场演进需要一个过程。
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首先，注册制试点，完善常态化、多渠道退市制度安排；第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第三，推进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落地，形成示范效应；第四，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的及个人养老金账户政策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表示，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给定条件下，人均福利随着城市总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即倒U型关系。所以，每个城市有一个最优规模。
然而，2010年，约88%的地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到最优规模的40%。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不足和少数城市人口过多都造成了较大的福利损失。一半以上城市福利损失超过30%，有22%的城市福利损失甚至大于44%。
高质量的城市化亟需形成规模合理的城市系统。城市群和城市协调发展有望成为突破口。为更好发挥城市群的协同作用，一要完善要素市场，提升城市群内要素的配置效率；二要合理布局和协调城市群内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三要优化城市群内特大超大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陈玉宇认为，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两大挑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
过去30-40年间，全球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扩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排除中国因素）；二是大部分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急速扩大；三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均匀的，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大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
此外，我们面临解决庞大人口养老问题的挑战。65岁老人占15岁到65岁人口比重，称之为“抚养比”，当前，这一比值为18%，到2035年将达到25%，意味着 4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个老年人。
如何应对两大挑战？第一，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第二，发挥国有资产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第三，推进教育的均等化与合理评估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