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进高校教授写作曾引起广泛关注，如今，莫言也成为了这一热潮中的一份子。1月22日，莫言出任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聘任仪式在京举行。北师大校长董奇为莫言颁发了教授聘书，并将莫言在读期间的成绩单等档案作为特殊的礼物赠送给他。
莫言于1988年至1991年就读于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此次出任北师大教授也算是回归母校。这是莫言继被任命为北师 大国际写作中心后在该校担任的又一重要职位。北师大教授、莫言读硕士时的导师童庆炳来到现场，莫言从自己的学生变成自己的同事。随后莫言和童庆炳 相继上台，发表精彩。
看着当年读研究生时的档案，莫言的心情很不平静。“你们肯定看不到这里面的内容，里面一定‘斑斑’，我估计很多门课是勉强及格的。”莫言说 自己惭愧和后悔当年没有认真学习，“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满头秀发，现在当然是一片‘荒凉’。我本来可以学得很好，我的记忆力当时也是不错的，一些东西总是 过目不忘，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学英语呢？为什么不好好听童老师讲课呢？”
莫言说，当拿到教授聘书的时候，自己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为一个教授总是要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说话总是要比学生高明”。“如果没有 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足够的学问，很可能被学生轰下台去。所以我这个教授起码几年之内是不敢讲课的。我要跟学院里的老师认真学习。”
据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张介绍，莫言此次正式就任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属于有编制的学校职员”。莫言将全面主持国际写作中心，组织开展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授课应该不会是常态，他会为全校学生做一些”。
莫言回忆研究生生活时，自曝当年也曾逃过课、挂过科，还特别感谢童庆炳老师在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积极鼓励。在童庆炳的回忆中，莫言虽逃课，但他的才华却令人惊艳：“很多人写黑的就是黑的，写白的就是白的，莫言能把黑色的东西写出带有诗意色彩的东西。”
莫言写的毕业论文是《超越故乡》。在童庆炳看来，这篇论文透露出莫言的文学创作思想以及创作成功的秘密：创作是源于故乡，又要超越故乡。
回忆起当年写论文的情形，莫言感叹：“写论文比写小说难多了，我写小说一天写一万字，写论文两个月才写了一千字，而且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论文的 规范。”虽然中途曾经想过放弃，但在导师的鼓励下，莫言了下来，最终获得学位。“现在看来，童老师让我把这个硕士学位拿到手确实是正确的。因为我从上 世纪90年代起，在书的扉页上印简历时，就一直毫不客气地印上‘北师大文艺学硕士’。”
“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硕士是徒有虚名，要真正的达到一个硕士水平，还有待努力。我拿到这个教授聘书，就相当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学通知书，再奋斗几年，争取达到硕士水平。”莫言的自谦赢得了现场掌声和笑声。
谈到诺贝尔时，莫言表示：“对于诺贝尔，真的不要有太高的估计。我总觉得我们有点小题大做，不论在高密、，还是，我的内心一直很平 静，甚至有一点点歉疚。因为我深深知道，在中国、在全世界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项。”莫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 作家再次出现在，再次登上诺贝尔文学的领台。
而对于获前后网上对他或褒或贬的评价，莫言都不予置评，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泥巴味的、会讲一点故事的农民作家”。但是获后所经历的，让莫言深切地感受到，“在当今这个时代，讲话的确常不容易”。
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说话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讲话要前怕狼后怕虎，为什么无论怎么样的小心，还是让人找到一些能够你的漏 洞。当然，想明白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之所以被很多人议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必是因为这个人很难定性，就是因为这个人比较丰富。 我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成为了很好的‘范本’，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读我，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正确的理解，但无论哪种解读都常有意 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北师大学生在开场时的音乐演奏，让莫言感慨良多。“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常抽象的。在音乐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有，要激昂有激 昂，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可以进行多种解释：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也会听出眼泪。在 听同一首音乐时，不同年龄、不同学识和不同阶段的人，完全会听出不同的感受。”莫言认为，好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
“好的文学不应该是清澈透明的，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好的文学应该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应该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 己、读出自己，它也应该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阅历、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小说不是一目了然的，希望写出具有 最大弹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说，过去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但迄今还没有完全达到。”莫言表示。
莫言获得诺，与他的小说被较多地翻译有关。但是莫言谈到写作的出发点时表示，“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国外的读者，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自 己，想到的读者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他说：“尽管文学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 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 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黄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