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在观察生活，外国读者也在通过文学观察中国。就像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不同含义，文化背景的差异会使解读变得更加复杂。
几天前，广西作家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在位于南宁的广西民族大学举行，评论家和学者们就东西的《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和《的命》等小说中的现实观察与底层视角展开讨论。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说：“东西的小说有丰富的维度：一面是命运导致的疼痛和悲哀，另一面他却不断赋予这种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他的小说超越了、的俗见，有着当代小说所少有的灵魂追问……”这是中国评论家对作品的评论范式。
与会的除了国内评论家，还有三位远道而来的国际汉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捷克翻译家李素、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李永求。汉学家眼睛里看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有所不同，在这些遥远的目光中，“写风景”的中国作家，本身也是中国的风景。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接受青阅读记者专访时，谈到他曾多次带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目睹了中外作家之间日渐形成的更有效的交流。与此同时，据他的观察，外国作家、汉学家，以及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读者，看待中国文学的视角与中国评论家的关切不尽相同，他们更关心作品的题材，城市化、乡村生活和涉及生活的书写，都是外国读者热衷的。“很多时候，外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上海、深圳，以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但现实的乡村和老区人民的生活并不是这样，所以外国读者希望通过文学看到中国的现实，他们对此颇感兴趣。”
那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文学是什么面貌？外国读者怎样看待被诺贝尔文学的莫言？汉学家是怎样挑选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愿望能通过文学翻译实现吗？带着这些问题，青阅读记者访问了三位相聚在南宁的汉学家。幸运的是，三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在汉学领域占据话语权的美国，诞生了“布拉格学派”的捷克，和我们同处亚洲的韩国。地理、话语，以及不同的汉学传统，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视角。值得我们思考的，不仅是汉学家们的看法，也包括这些看法背后的历史和现实。
李素（Li Zuzana）：1975年出生。1993开始在捷克帕拉茨基大学攻读英美语文学和中国语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这期间赴语言大学攻读现代汉语，2003年在大学中文系做研究，师从温儒敏。现为出版人、中文作品的捷克语。主要译作：姜戎《狼图腾》、阎连科《炸裂志》、苏童《妻妾成群》、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和《我叫刘跃进》、张爱玲《金锁记》等。
很少有人知道，远在中欧的捷克有着优秀的汉学传统。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是“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奠基人，1937年，他翻译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在捷克出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鲁迅之一。普实克教授带领学生翻译了鲁迅、茅盾、老舍、丁玲、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等许多现代作品，也翻译了话本小说和传奇。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老舍《骆驼祥子》首印数达50000册，茅盾《子夜》第一版印数达10750册，第二版则高达34000册。在新一辈捷克汉学家李素看来，当年，对于小小的捷克图书市场而言，连通俗的畅销书都达不到这么高的印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一家图书馆、每个捷克家庭都会有几本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翻译非常短暂，中苏关系破裂，加上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普实克和他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入侵而被或解雇，一时间无法再翻译出版中国作品。到了1989年，捷克发生剧变，看似文学市场相对，但因为经济的困难、的和翻译的学术性，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捷克忽视了。“很可惜，普实克创造的汉学传统中断了。”李素说。
上世纪90年代，李素开始在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哲学院攻读中文，这是捷克两所设立中文系的大学之一。“我小时候学的是俄语、英语和德语，对欧洲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上中学时偶尔接触到中文的基本知识，我认为学习汉语可以为我打开另一扇门。”李素告诉青阅读记者，起初她的学习以捷克语译本为主，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有涉及，临近本科毕业，她便可以阅读中文原文。求学期间她在语言大学、大学做了长时间的交换生，博士毕业后回到捷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
“现在捷克出版界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知之甚少，他们没多大兴趣，赔钱的风险很大。”李素说，今天的捷克读者对中国文学抱有两种态度，对古代中国的佛、禅、道的，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普通捷克读者对中国文学所谓的‘认识’要么带有五六十年代的强烈的色彩，要么散发着神秘抒情的‘远东’香味，中国的海外作家在捷克往往有更多的出版机会。”李素表示，老一辈捷克读者因为经历过捷克与苏联的复杂时期，会有比较强烈的立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存有，“不过新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更加。”
2012年，捷克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决定做出改变，继承普实克的翻译传统，重新开始系统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2012年，李素翻译了张爱玲选集，收录《色·戒》、《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这个出版计划一直在继续，我们每年出版两本中国小说家的作品，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李洱的《花腔》和残雪作品集等都已出版，捷克读者都很喜欢。”李素表示，捷克读者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是有好奇心的，“阅读异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了解某个国家真实的历史现实，而是希望在小说中追求一种共鸣。”一些中国的畅销小说也在捷克引起反响，“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是少有的出版社主动找到我，让我抓紧时间翻译的书，销量很好。”
在捷克最出名的中国当代作家当属莫言和阎连科。“捷克人并不特别关注诺贝尔文学，但每逢颁上还是会有比较的评论，不是也不是。比如，一般都会写莫言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的华人。有人诺颁给一个体制内作家很，也有人觉得这证明诺消灭了意识形态和的界限。莫言获后，出版社赶快翻译出版《丰乳肥臀》，首印3000册，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至于阎连科，捷克读者很喜欢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版本。”
李永求（Lee Young Koo）：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中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关于叶圣陶小说的研究》、《关于嵇康的研究》、《东西叙述下层阶级的常用手法研究》等论文，着有《竹林七贤》、《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等作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依，中韩两国往来密切。但是20世纪，随着韩国的“东渐”，加上日本侵华战争，汉学研究在韩国逐渐式微。1954年，韩国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文系，这是第一个由韩国人在本国大学中建立的中文系。此后由于及战争原因，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直到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才又重新步入正轨。
上世纪70年代，李永求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攻读中国文学，而韩国大学里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上。“我研究的主要是宋代话本小说。后来又前往留学，研究竹林七贤里的嵇康。”李永求记得，当时中文系学生最爱阅读的现代文学是鲁迅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不够、不够，所以我们钟爱那些表达爱国思想的文学，鲁迅的文字给我带来了极大的。”
80年代，李永求向学生讲授鲁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他开设的课程更多偏向于中国现代文学。直到90年代中韩建交初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是学界主流。“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论文想要发表颇具难度，学界同仁认为研究那些已故的中国作家会比较稳妥。但我认为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学世界极为重要，所以我鼓励学生们多读多写，并指导学生撰写关于莫言、东西、叶兆言、余华、苏童、赵本夫等作家的论文。”李永求告诉青阅读记者。
新世纪来临之后，在韩国从学界到读者，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韩国与中国的文化同同源，文化上的亲切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他写了很多关于故土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情况和现代化之前的韩国农村十分相似，韩国读者喜欢从这样的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的联系。”李永求介绍说，如今大部分韩国读者是从影视剧出发，与中国作家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东西的《天上的恋人》（小说原名《没有语言的生活》）、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名《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手机》、赵本夫的《天下无贼》……很多韩国读者都是在观看了电影产生兴趣之后，才会买来原着阅读，而这些着名作家的作品也都在韩国出版发行了韩译本。”
除去文化上的亲切感，两国在发展临着相同社会问题，这也成为韩国读者钟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原因。读者会从题材出发，来选择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希望从小说中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药方。“韩国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同样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也会同样面临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的困难。所以大家喜欢从文学中学习中国的经验。像余华、刘震云、徐则臣、东西等作家，都是针对社会现实来书写自己的小说，这些也都是韩国读者所喜好的内容。”
读者往往是凭借兴趣来阅读，但是汉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不能只为市场服务。李永求说，韩国学者和翻译家在译介中国作品时，更着重于考虑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性。比如他曾将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介绍到韩国。“应该让韩国读者了解更多具有现实描写能力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社会思想也是译介的考量标准之一，“因为韩国读者还是会对这样的作品感兴趣”。
如今，中国网络文学也在海外拥有极大市场，特别是在亚洲，比如越南，中国网络文学代表作品差不多都被翻译成越南语出版。那韩国是什么情况呢？李永求告诉记者，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在韩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我所指导的博士毕业生就将中国网络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中国文坛现状，不能忽视那些在网络上从事创作的作家。”
罗鹏（Rojas Carlos）：1970年出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着作包括《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长城：文化史》等，新作《片段的统一：成龙和电影》即将于出版。
罗鹏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转向中国文学研究的，“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本来研究的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跟一些后殖民地地区的文学传统。到了大学三年级我想学一种新的语言，所以就开始学中文。说实话，我当时对中国文学理解得不多，我一边学语言，一边学其文学、文化传统。”罗鹏还记得，刚学中文那年，老师的评论让他吃惊不已：“我记得特别清楚，教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就说除了鲁迅以外，现当代中国没有任何比较好的作家。我当时觉得老师那样说特别奇怪，而且后来我发现值得注意的作家多得很。”
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罗鹏用自己的感受发掘中国的好作家。他第一本译成中文的专着《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主题是与性别和视觉影像有关的中国叙事，涉及19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国作家作品，如李汝珍、陈森、鲁迅、张爱玲、无名氏、金庸、王朔、朱天文等。“他们都是很好的中国作家。”谈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罗鹏认为，很难仅仅用水平高低来做简单的评论：“文学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如果想对某种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就必须考虑到其类型、目标、社会状况及文学传统。目前被国际文学认同的中国作家包括莫言、阎连科、余华和王安忆。”
如果抛开学术研究，美国普者对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感兴趣呢？罗鹏告诉青阅读记者：“美国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反映现当代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作品，关注性别或者性欲问题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探索某一历史事件（像南京大）或者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一些现象的作品也会受欢迎。”
大众的阅读离不开译介，罗鹏把余华、阎连科、贾平凹，以及马华作家黄锦树的作品带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这些都是他很喜欢的作家。罗鹏说：“在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是靠两个主要的因素：市场跟的兴趣。有一些中文书是出版社主动地买版权，找，如果不愿意花时间翻译，出版社就没办法；另外一些书是决定要翻译，然后自己找合适的出版社，反过来说，如果出版社觉得读者不会感兴趣，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出版。”此外罗鹏还提到，“出版社和的翻译工作，肯定会受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谈及译作的销量，罗鹏欣喜地告诉记者，“我与其他共同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是余华的《兄弟》，英文版卖得非常好，特别是跟别的汉语作品译本相比，我最近翻译的阎连科的小说也卖得相当不错。 ”
除了译介和研究，大多数汉学家还会承担国际文学的评审工作，罗鹏去年给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当过评委，入围短名单的有余华、阎连科、格非、张贵兴和朱天文，最后评委们共同选择了朱天文。罗鹏也很喜欢莫言的作品，听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很为他开心。他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汉学界，莫言得以后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因为有些学者希望莫言能利用诺贝尔获得者的身份，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知识’，更直接地对当代中国一些社会问题发出意见。”
美国在当前的汉学研究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学界的研究。那么美国汉学目前关注的热点是什么呢？罗鹏表示，近年来美国汉学界比较关注和生态环保有关的问题。“另外，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比较关注的是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即来自全世界各个华语地区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刚把黄锦树的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名为《开往中国的慢船》。黄锦树是马来西亚华人，现在生活在，是最杰出的马华作家之一。”
谈到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罗鹏说，一些中国网络小说已经有了英译本，“最近美国刚刚出版了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小说《故事》，它被关锦鹏导演改编成电影《蓝宇》。”他本人也十分关注中国网络小说的发展，“我最近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基于《红楼梦》创作的同人小说。”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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