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研究者是“一身三任”，因为儿童文学是与社会、学校、家庭紧密联系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门学科的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关系到千家万户。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关注现实社会中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方方面面，这种现实性与应用性还体现在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下一代。
记 者：您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如果您自己来概括自己的学术道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关键词？
王泉根：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我1981年读本科时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至今，居然已36年了。这三十多年间，我所花精力最多的还是在儿童文学。我的研究之有两个关键词。
儿童文学研究也需要文献功夫与积累。这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格局密切相关。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摸索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时，发现这一领域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翻遍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居然找不到“儿童文学”。1981年9月7日晚上，当时正读大三，我在晚自习看书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于是赶紧记录在日记本上：“忽然想到：刚才在看文学研究会章节，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注重现实人生，这使他们必然要注意到儿童的解放和教育问题。因此，文研会(如叶圣陶、冰心、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们的文学旨所导致的结果。由此想到：考试后可否撰写《文学研究会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之类的论文。”
这一“发现”使我兴奋不已，但投入进去才感到说清楚这个问题要写一本书。于是我将研究生报考方向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带着“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这个问题，到浙江师范大学师从蒋风老师读研，完成了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动”》。我以上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动”作为论题，全面考评、论证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在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编辑等方面对现代儿童文学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与深刻的历史影响；提出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的，而创建这种新型儿童文学的者，正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群。这是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作出的独特而辉煌的贡献，应当写入现代文学史册。没想到，我的这篇学位论文，居然与王瑶、钱谷融、叶子铭等名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于1987年9月出版，出版时改名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大学的王瑶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到：“《现代儿童文学的》材料丰富，论述精当，足补现代文学史之阙，足见用力之勤。”这更坚定了我从事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信心。浙师大读研期间，我还搜集并编选了周作人有关儿童文学的文集，1985年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为书名出版。
早年的儿童文学“文献”功夫与“史”的视野，使我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与思维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也因为有第一手历史文献打底，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前世有了自己的看法，底气充足，不会被人左右。同时，也养成了“一切从事实出发”的学术信条，不，更不会讨好与迎合。这大概也可归为“之思想”吧。
文学理论、文学、文学史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 一般说来，儿童文学研究者通常是“一身三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一身三任”的状况：“凡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事，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文学现象评论，从作家作品到青年作者扶持，从学科建设到对外交流，从研究生培养到各类评。”人虽辛苦，乐也由此而生。使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为大连出版社策划创设“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并已主持了四届评。这个项从初评、复评到终评，全程采取“匿名”评审，真正做到了只看作品不看人，从而使一大批草根作者脱颖而作。
史、论、评“一身三任”的作为从我出版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史的有《中国儿童文学概论》；属于理论的有《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儿童文学教程》《王泉根论儿童文学》；属于的有《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儿童文学的精气神》；史论结合的有《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此外还有应用型论著《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等。
记 者：我知道您的研究范畴不仅仅在于儿童文学，对民俗学、姓氏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对您来说，它们仅仅是您儿童文学主业之外的兴之所至，还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能带给您不同的灵感与？
王泉根：诚如你所说，我的研究兴趣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姓氏学研究，对民俗学也有所涉猎。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我自从事儿童文学研究以来，深感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背后是社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儿童，也即“儿童观”问题；而儿童观背后则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革与时代思想的脉动。因而研究儿童文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史，一定要从历史文化的大格局出发。
从事中国文化的姓氏学研究，我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对历史的；二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怀抱对历史的，对民族文化的与自信。我不同意有论者提出的：由于中国“古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的意识里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所以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文学”的概念从来都是的、不断演变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扬弃、完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学定义与阐释，自然也有不同的儿童文学定义与品质。我的这一观点是我即将完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的重要立论基础。
就我的文化观而言，是对民间民俗文化深深的与热爱。“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曾提出中国文化的“三层次说”，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又将中层与下层归纳为“民俗文化”。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化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我深受钟老这些观点的与影响。我认为，人类文学的发展，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是必然途径。对文学的理解，既有作家文学，也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也就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因为民间文学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是和儿童一致接受与共享的文学。我的这一看法也是我即将完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的重要立论基础。
记 者：您一直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对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有基本的了解，您觉得这种跨学科研究对儿童文学研究来说为什么特别重要？
王泉根：是的，跨学科研究是我一直并身体力行的。根本原因是儿童文学生来就是一门跨学科之学。认识儿童文学从认识儿童始，儿童文学的一切特点，皆是因其受众对象少年儿童的特点，诸如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社会化特点而引起的。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接受和，因而儿童文学研究，既要“身在此山中”，又要“跳出圈子外”，借用多学科知识与资源，进行跨学科、度的研究。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是否真正懂得“儿童文学为何物”的理论素养。同时，儿童文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不仅要从事作家作品、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还要关注儿童文学出版、阅读推广、教学等，要具有相应学科的知识背景结构。
跨学科研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传统，五四一代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例如，1924年赵景深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童话评论》，就将所选论文分为三大“跨学科”板块：一是民俗学上的研究，二是教育学上的研究，三是文学上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一书的自序中写道：“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接着又写：“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
记 者：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与传说、民间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您觉得当代儿童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是否有这种理论自觉？在您的视野中，是否有作家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王泉根：儿童文学与传说、民间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之母，而更是“太祖母”。是人类对世界和的最早认知，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由此解释、人类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蕴涵着人类最深层的思维和心理。虽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但是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时代开始的，每个民族的都隐喻着自己的民族。中国也有自己的“创世”与时代，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都体现了和痛苦的英雄气概，中国早就奠基下了中华民族的与基因。
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缺乏对民族、民间文学的认知与自觉，人不要忘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十分重视从民间文学、传说中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借鉴民间文学的题材、形式，强调童话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派，写出了一大批的经典之作，如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阮章竞的长篇童话诗《金色的海螺》等等；还出现了一批直接从民间文学嫁接过来的作品，塑造了“葫芦娃”、“九色鹿”、“渔童”等深深植根于一代孩子记忆深处的艺术形象。
应当指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用传说、民间文学反哺儿童文学的传统正在开始复归，一批作家把目光从国外转到了本土民族的地气与文脉，童话与幻想文学的创作态势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出现了可圈可点之作。例如王晋康创作的题材长篇小说《古蜀》，黄蓓佳的《中国童话》，薛涛的《精卫鸟与女娃》《夸父与小菊仙》等。这些作品以实写虚，幻极而真，将幻想文学深植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之根，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新的艺术探索与收获。
记 者：您一直为幻想文学鼓与呼。这几年的幻想小说的创作非常活跃，您认为这些作品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征？
王泉根：尽管90年代末期我们曾有过“大幻想文学”的口号与出版品，但真正出现幻热文学的创作热，则是在最近三四年间。其重要原因是网络文学勃兴，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即时性，为幻想文学提供了最合适的平台与契机。互联网搭建的网络幻想平台，《魔戒》《哈利·波特》等作品的持续影响，新世纪儿童文学在童话、儿童科幻小说、动物小说等文体方面积聚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更新，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儿童素质并倡扬“想象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幻想儿童文学这才得以快速发速，并探索出自己的特色。
以“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获作品为例，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当今幻想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与观念更新，呈现了幻想儿童文学的四种基本艺术形式及其审美特征：一是以科学和未来双重进入现实为特征的科学幻想，如《天才》《最后三颗核弹》等；二是将幻想直接瞄准社会百态与现实情绪的人文幻想，如《大熊的女儿》《寻找蓝色风》等；三是以原始/儿童思维为幻想基准的童话幻想，如《点点虫虫飞》《现在是雪人时间》等；四是以远古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为叙事的幻想，如《古蜀》，就是当今幻想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虽然幻想思维的模式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题材内容不同，但创作目标都是一致的：想象力，用幻想托举梦想，当然优秀的幻想儿童文学作品也能直达成年人的领域。
王泉根：我认为，发展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应取现实型与幻想型形成互补、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与幻想题材的儿童文学两只翅膀一起飞翔的向，用更加丰富多元的儿童文学作品服务于少年儿童。但就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当前创作现状看，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依然是原创主流。近几年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亮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注“三农”问题，体现为“农民工子弟文学”；二是书写抗战历史题材。
“农民工子弟文学”可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两大类。 “留守类”作品关注仍在农村的孩子的教育问题、生活问题、心理孤独问题乃至由此诱发的社会问题，这有陆梅的《当着落叶纷飞》、牧铃的《影子行动》、孟宪明的《花儿与歌声》、曾小春的《手掌阳光》、胡继风的《鸟背上的故乡》等，这是小说。还有报告文学，如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邱易东的《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以及刘泽安的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等。这些作品了留守儿童的困境与挣扎，有，有困惑，有憧憬，有希望，也有温暖与阳光。
“进城类”作品更多关注进城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育机会的获得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从打工子弟学校的到社会的援助。伍美珍的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与徐玲的小说《流动的花朵》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之作。 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新近出版的有曹文轩的《火印》、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史雷的《将军胡同》、左昡的《纸飞机》、张吉宙的《孩子剧团》等，还有201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8部“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贯穿始终的思想主脉,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民族永远鲜活地流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中，成为激励民族下一代成长的动力。
上述作品少年儿童的现实状态，承继了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传统，说明“现实主义”依然是今天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导力量。
记 者：您非常注重文学史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学术训练的基本功，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您是理论研究的“实践派”，一直带领学生积极介入文学现场，关注作家动态，关注最近作品，并积极推动儿童阅读。您认为进入现场对研究有什么重要作用？
王泉根：刚才我说到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职业特点往往是“一身三任”，因为儿童文学是与社会、学校、家庭紧密联系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门学科的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关系到千家万户。就拿我们北师大文学院来说，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是这两类文学，一是当代文学，再一类就是儿童文学。如果你真正投入到儿童文学中去，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儿童文学学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关注今天现实社会中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种现实性与应用性还体现在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下一代。
记 者：另一方面，和现场的这种贴近，您认为会不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您觉得应该如何把握这种分寸感？使得学术研究和现场参与形成一种有关联的适当距离？
王泉根：我希望能在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与文学史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却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来做当下的文学，当然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家往往不是好的预言家。我在最近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序论中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你的这一问题，我是这样思考的：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当代”问题的研究。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带了冒险性的，因为它关注的是还在变化着的事物，而变化着的事物一时是很难看清楚的，更是不易说清楚的。正因如此，这就具有了双重属性：既具有开拓性，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即冒险性——多少年以后，时过境迁，当人们再来阅读这些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场”发声的论著时，里面的观点与结论是否会“另当别论”？但这也正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之所在：因为我们追踪了当下，负责任地记录了当下并阐释研究了当下。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与价值之所在：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自然更能激发与显示出作为学者的智慧、创造和潜质。因而即使后之视今，或许会“时过境迁”，但它们也将是一种真实的现象意义之体现。
记 者：目前来说，儿童文学学科在整个高等院校中是什么情况？您能大概介绍一下吗？除了儿童文学专业，初等教育也纳入了儿童文学课程，这方面的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王泉根：我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儿童文学学科在高校学科设置中的权、发展权奔走呼吁，还发表过长篇论文教育部学科设置的不合。最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善，一个重要变化是初等教育（也即培养小学教师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学科正在崛起。还在十多年前，我就预测到了这一趋势，我把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的希望与重点转向初等教育系统。我认为，高校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拓展正在那些由中师、普师、幼师、教育学院等，或因合校、或因升格而重组的新兴师范院校、大学里面；随着中等师范学校系统在新一轮教育中的改制（淘汰或被师院合并），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必将在新兴师范院校找到用武之地，这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的生长点。为此，我曾联合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连续多年召开全国初教学院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100多所高校设置有初等教育学院，也有的叫小学教育系（院），儿童文学是这些高校学生必修的重点学科，发展势头很好。
记 者：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取得了这样重要的突破，对儿童文学研究应该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您觉得这些年来儿童文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明显的进步？
王泉根：是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儿童文学研究的进步，这是近10来年使人欣慰的现象。儿童文学研究的进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批年轻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已经成长成熟，研究的前台。新一代是以“70后”为主体的女学者群，女性与儿童有着天然联系，我想女学者群理应更细腻地把握儿童特点以及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品质。新一代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几乎都是博士出身，高学历、高起点，又有很好的外语能力与互联网能力，他们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而且注重儿童文学与教育学、艺术学、学等的跨学科联系与研究，因而这也使当今儿童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与热点。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和专门的术语系统。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拓宽新的研究领域，创建新的理论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理论话语。新世纪儿童文学市场经济、多元传媒等影响、冲击与挑战，积极开拓新的研究空间，不断提出新。新的学术空间的开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儿童文学的多、多艺术研究，包括图画书、动漫、儿童影视、网游儿童文学研究等；二是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三是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研究，如分级阅读、班级阅读等；四是儿童文学出版研究 。
第三是选择新的研究方法。注意研究方法的更新，寻找新的更能切实有效地激活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界的一种气象，主要体现在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上。这些方法主要有：一是“儿童视角”研究；二是成长与成长小说研究；三是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的生态伦理与文化研究；四是儿童文学女性主义研究；五是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等。这方面的理论收获也是可圈可点的。
记 者：您自己目前正在关注或者参与哪些重要的课题研究，能介绍一下吗？比如您接下来的学术重点会放在什么方面，等等。
王泉根：搞文学研究这一行，左右开弓，最想做的还是文学史。撰著文学史既要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又要有文学的“实学”功夫，同时还需要有“史学”和文献积累与辨析能力,更涉及到研究者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研究儿童文学史还与研究者的儿童文学观与审美观、“儿童观”密切相关，同时与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相联系。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与思维，还有一大堆文献需要消化吸收，因而近年我将目标转向了文学史，将完成两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儿童文学史论》和《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我一直坚守跨学科研究。几年前，我与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的同事与多位博士生，以及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起，承担了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涉及青少年文学与研究、青少年影视研究、青少年动漫研究、青少年数字化产品研究。该课题是跨学科研究，具有前沿性、学与现实性，意义与难度都很大。前不久，我终于完成了最终、60万字的《中国青少年文化产品研究》的修改统稿工作。接下来我会开始《儿童文学本体论》的修订，这是我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生多年讲课的思维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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