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选编了包括阿尔君·阿帕杜莱、拉纳吉特·古哈等当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论文，覆盖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们的研究是近几十年印度思想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既与过去的印度古典研究有联系，更与当下印度思想的发展有关，凸显出印度独有的思想特征。
本书主要选编了包括阿尔君阿帕杜莱、拉纳吉特古哈等当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论文，覆盖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们的研究是近几十年印度思想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既与过去的印度古典研究有联系，更与当下印度思想的发展有关，凸显出印度独有的思想特征。
教授，生于1952年，目前担任毛拉阿扎立乌尔都语大学社会与包容政策中心主任，该大学位于印度海得拉巴市。他的著作《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印度》（Why I am Not a Hindu）出版于1996年并成为年度畅销书，他挑战“印度教特性”主义权威的著作《后印度教时代的印度》（Post-Hindu India）则出版于2009年。康查伊莱亚夏普德的作品另有《作为哲学家的神：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挑战》（God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Buddhas Challenge to Brahminism），这是历史上的首部关于乔达摩佛教的哲学著作。康查伊莱亚以其在英语电视频道的辩论节目中为贱民阶层与贫苦大众发声而广为人知。目前他是一位代表印度庶识形态的全球知名学者。
1937年生，印度画家、诗人和艺术家。在印度巴罗达萨亚吉王公大学艺术系任教近三十年，教授艺术史与绘画。1961年以来，他的画作及其他作品于印度国内外进行展出。已出版著作有《巴罗达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 of Baroda）、《拉什玛古德：艺术家专论》（Laxma Goud - monograph on the artist）和诗集《阿特瓦》（Athwa）等。
纽约大学、文化与学戈达德讲席教授，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志研究所20162017年度访学教授。他在全球化、文化与社会运动方面著述颇丰，同时对欧美的财政与移民问题也颇有研究。近作有《言辞上的银行业：金融衍生品时代的语言困境》（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2015）。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历史、文化研究。
陈韵，中文大学学硕士，2010年起担任“西天中土”项目执行人，参与策划与组织印度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想的活动（展览、论坛、放映、工作坊等）百余场，策划和编辑出版书籍十余种。
陈恒，比利时根特大学在读文学研究博士。另译有柯律格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合译）。
朱中和，现就职于的国际合作机构，美国乔治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学硕士毕业，曾在印度工作与生活。
黄玉琴，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博士，马克斯普朗克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20092013年），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忞煜，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文学博士，毕业于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印度、印度教、印度社会。
黄虹，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曾赴印度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系，主要关注1920世纪印度艺术与视觉文化。
1967年，喜马拉雅山麓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的农村爆发了武装农民起义。印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层组织领导了这次起义。运动的领导人要求从当地的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并在无地的农民中进行再分配。他们自称受到了中国的激励，并遥尊为自己的领导人。印共中央领导层将纳萨尔巴里运动列为“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加以。过了几个月，起义被。
纳萨尔巴里叛乱了过去半个世纪印度自称为“主义”的局地武装农动的先声。目前，印度中部的许多拥有丰富森林和矿业资源的地区都由的武装组织控制。尽管如此，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潜质扩张到新的地区。他们的活动也没有到印度的国家稳定。
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确对印度的文化和学术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冲击。它产生了一种的文化，其锋芒在今天依然得到延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以“庶民研究”为名的历史研究系列。本书中有几篇论文源于这个学派。在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的领导下，庶民研究学派的学者试图重新找到“庶民阶层”亦即农民、匠人和居住在森林里的诸多民族的角色。他们殖义和民族主义的史学家认为庶民阶层没有自觉的预设。通过运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庶民研究学派的历史学家开创了一些新的方法来解读由国家和阶级建构的历史记录所包含的庶民阶层的声音。
这些叙述与殖义和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迥然不同。本文集中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的《甘地作为圣雄》一文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文向我们展示了农民阶层自身是如何通过而建构出了一个具有超凡灵修力量的甘地形象的。这与民族主义叙述中的甘地将反殖民的信息带到印度农民中来的情形全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庶民研究学派的历史著作试图用殖民地时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参与建国运动的叙述来向我们展示，庶民阶层与精英阶层有着全然不同的要求、目标与语汇。换言之，这些史学家论证，庶民阶层本身就是行为者。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时间跨度大约三十年。其中五篇或发表于《庶民研究》，或作者属于庶民研究的。其余三篇文章的作者，西巴吉般迪帕耶（Sibaji Bandyopadhyay）、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古兰穆罕默德谢克（Ghulammohammed Shaikh）一直同庶民研究保持着亲密而不无的关系。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将会给中文世界的读者带来对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间，在印度成形的敏锐的学术文化的初步印象。
在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文章里，他为我们提供了庶民研究这一计划的回顾。他的文章交代了本文集中其他几篇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该文也讲述了创建一种在严肃学术领域内探讨不合时宜、不受欢迎乃至具有性议题的学术文化的。
常常有人评论，庶民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拉纳吉特古哈在1993年召开的“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计划属于我们的时代。它肇始于一个动荡的年代，新生的印度民族国家面临种种困境，内乱严重着国家的统一，以来降生的午夜之子一代所面临的挫折感与他们的长辈感到的幻灭交织成一股共同的焦灼，产生出一种爆裂的不满。” 他还补充道，庶民研究的这一时期也是“全然由全球的诸多时间性（global temporalities）钉死”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的确是急遽鼎革的一段时间，在青年学人的知识塑形过程中留下了印记。正如查卡拉巴提指出的，除了拉纳吉特古哈之外，所有在70年代末参与启动庶民研究的学人都很年轻。这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有以下的一些意涵，尽管他们当时未必对此有所觉察。
首先，他们的工作有一种本真的兼容并包，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学术密林的多个学科和地理区域进行“狩猎采集”。这些学人的正式学位来自至少四个国家的大学。他们的极大优势在于，不任一已有历史学派，因而他们可以自成一格。有些人是在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氛围中成长的，但团体中的其他学人鼓励他们读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和结构人类学著作。团体内还有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或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通俗史学［尤其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仰慕者，但也有学人更倾向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后来，古哈与查卡拉巴提转向对海德格尔的深入阅读，而很多其他拒斥这一努力。（若要了解古哈晚期作品的样本，请参见本文集中他在《迁移者的时间》中的思考。）
然而，这意味着小组内部了这样一个空间：充满活力而持久的辩论，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庶民研究的编辑组每年通常举行一次年会，学人们可以在两到三天的时间内讨论大家正在进行的工作。讨论常常以有关哲学或方立场的尖锐辩论收场。有一次，会议在德里的汉姆达尔大学的招待所举行，有点困惑的高塔姆巴德拉（Gautam Bhadra）评论道，他好像是刚刚目睹了一场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回合如此迅猛激烈，以至于观众常常看不清楚球在哪里。这些唇枪舌剑从来没有给小组带来任何的嫌隙，因为当时他们还非常年轻，他们的立场或友谊并无利益攸关。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表达，但仍然一同归属于庶民研究这样一个多少被围困的团体。
年轻的第三个意涵是能够突如其来的知识上的，以及很多他们开始面对的体制上的掣肘。这一研究没有机构资助。当他们尝试以庶民研究的名义在印度筹备会议的时候，体制内权威很少给予合作，有时甚至表示出公然的。做出开展会议和编辑组例会的决定是很勇敢的，没有任何机构支持，仅仅依靠庶民研究的销售版税。可以报销二等座火车票，一起解决住宿，或者是求助于亲朋好友。要负担蜡纸打印的论文费用（这是复印技术还非常昂贵的时代）和午餐费这在印度的学术会议上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只有年轻人的友情可以维系。查卡拉巴提指出，正是一种特别的男性友谊圈给予了庶民研究早期的特质。当然，编辑小组早期没有女性，也带来一个不幸的后果：庶民研究早期的出版物中对性别问题明显缺乏关注。庶民研究小组对合理的做出回应并引入女性时，小组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窘迫和了。
意气风发的第四个结果是小组有幸得到前辈拉纳吉特古哈的指导。也许正因为他记得自己在学术界的起起伏伏，古哈总是和疏导组员们的热情，时刻提醒他们要在学术部来展开斗争，不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偏好。因此，他们既不应该期待，也不应该允许学科内部的学术技术标准有丝毫的松懈。换言之，不论他们的历史主张有多激进，他们都必须谨小慎微地遵从职业的标准，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他们学术质量。即便当他们在方上不循常理，使用非传统的源材料，或者用前所未有的方法阅读文档，他们也必须用尽可能好的理论论证来捍卫自己的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庶民研究，在一开始将庶民反叛者描绘成历史新主体而面临着大量的之后，了那样的道。如很多过去的激进运动一样，庶民研究小组的学人们完全可以一口咬定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宏图的激进内核，不管遭受学界怎样的。相反，他们选择拥抱，就着进行改进，提出了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论立场。这就意味着，当他们从青年中年甚至更远的时候，这些学人不仅仅停驻在学术部，他们也可以走出去做一些与庶民研究相关但不限于庶民研究的知识项目。这也意味着他们非但没有进一个废弃的贫民窟，反而在学术界蓬勃发展。
庶民研究所处的更广泛的条件在过去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庶民研究诞生于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之后，当时左翼学人印度的秩序缺乏基础，选举之时用来装点门面，一旦给者带来不便，就会被甩到一旁。旁遮普和阿萨姆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叛乱以及国家的回应强化了这种怀疑。然而90年代初期施行的经济化，并非通过极权手段在人民身上。越来越多的人在中拥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开始意识到选举的工具可以对影响。的触手在日常生活领域所及之深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与此同时，企业资本在城市的社会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取代了后殖民发展国家曾经享有的地位。学者们悉心勾画的庶民反叛者形象现在看起来像是对英属印度时代的复古，一个研究殖民时代印度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觉得有用，但对理解当代印度农民来说用处不大的建构。显然，当代印度农民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身份框架中被理解。这一身份是复杂而分化的，甚至可能与社会中规范性的身份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异，但这依然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臣民身份。庶民特性需要加以重新定义。
查卡拉巴提在文章中谈到庶民研究的一些“无意造成但富于生产性的错误”，尤指拉纳吉特古哈的《殖民地时期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中结构主义倾向浓厚的对反叛者意识的描画。很多人这一描述的单向度结构形式，而查卡拉巴提认为，早期庶民研究中对农民反叛者的描绘是一种“在印度建构大众主体的谱系”的方法，侧重强调了“现代”中“陈旧”的存在。作为独特存在的群体这一现象，不论是在有组织的和骚乱中，还是在后印度的选举“波澜”中，都裹挟着远比印度古老的集体实践的独特痕迹。查卡拉巴提本人在自己对加尔各答产业工人的研究中非常有效地展示了这一点。尽管左翼组织者们竭尽全力在工人中现代的阶级意识，城市工人似乎从来都无法不像农民那样思考行事。庶民研究包含了一些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殖民与后殖民现代性的时间是异质的，其诸种实践是混杂的，所谓陈旧的成分其实以很显著的方式构造着现代。
但所谓的错误也好，它们的衍生潜质也罢，在我看来，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查卡拉巴提常常征引的一个例子是印度随处可见的公共汽车或货车的仪表板上展示的神祇或者的小像。这种陈列神像以祈求带来成功或祛除厄运的做法无疑是古老的，尽管很多神祇或其实都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因此，发现这一做法与机动车这样一个现代的物件的操作如此亲密相连，无疑是有关印度现代性的考古的一个重要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忘记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形象的物质性一点都不陈旧，因为这些图像也许是泰米尔纳德的一个巨大的胶印厂出品的。一踩刹车就会发亮的那罗延和象神小挂件也许是中国的玩具厂生产的。的确可以很认真地论证，当代汽车货车司机的做法是由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神圣物件的流通紧密决定的。因此，虽然无疑可以在查卡拉巴提描述的现象中找到陈旧做法的谱系痕迹，但这些做法本身，甚至他们的实质体现，都是技术所养育的现代之一部分。
问题因此就变成了：对起义农民的表述，哪些部分是对的，哪些部分是错的？显然，我们可以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准确地厘清当代南亚农民社会集体生活的异质时间中的考古积淀。我们可能也能够更精确地回溯这些集体实践获得现有形式的谱系线条。古哈正确地，这不是一个描绘群像的问题，如法国或英国的激进社会史学家所提议的。因为他的情况是，殖民时期印度的起义农民的性，并不是政体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那样的性；他们是大众主体，他们的必须在农民社群的集体生活中寻找。他在农民社群的结构中找到了反叛者的意识结构，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然而有一些对古哈的答案不着边际的。当然，作为大众主体的起义农民并没有穷尽农民生活的全部，其相当的一部分都不是古哈对农民的结构主释所阐明的。最重要的是，作为日常现实的从属关系，及其同时蕴含与元素的意识形态与实践，依然需要特定的分析与阐释。因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展示的诸多“弱者的武器”无疑提醒我们，甚至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不服从行为也无法粗略地归为一类，用一成不变的反叛者意识结构加以阐释。的确，像斯科特所突出的这些事件需要分别分析，这已经被古哈自己在《钱德拉之死》一文（收录在本文集中）中精彩展示。钱德拉不是起义农民，但她部署她所能的可怜资源，动员她的女眷们，以她自己唯一可能的方式同父权做斗争，结果悲剧性地死去。她的行为能否说是“的”也许还可再辩论。但有一点无可辩驳，她不代表殖民时期印度的大众主体，这也是对反叛者意识所做的结构分析解释的。
在过去二十年中变得很紧迫的一个问题是，印度的大众主体形象是不是需要重新勾画。我的观点是，需要。我相信，治理机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已经改变了过去二十年印度大众的性质。在殖民时期印度反叛者意识结构中的一个关键元素是国家和外在于农民社群的边界。这一外在性的结构元素可以解释起义农民行为中独有的几个否定性的特质。但当行为已经深入乡村人口的日常生活，影响到诸如灌溉和用电之类的事务，或者农村通公、运输、教育设施、公共卫生服务、粮食补贴或煤油的公开发放、公共工程的雇工或新奇的必要手续，诸如土地、房屋或者出亡的登记等，我们难道不应该期待，甚至大众行动也不能主要由古哈如此精美论证的“否定的标识”来描述？我想，这一转变在近期印度混乱的体制中的大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既然我在自己近期的部分文章中已详细谈到这一点，就不在此赘述。但我需要指出，认识到这一要我们做范式转换的变革，有以下的利益攸关的问题。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区分当代印度政体中大众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关印度国家主权的争夺，另一个是就服务和福利对所提出的主张。在印度的确有诸多领土和人民可以说是在挑战印度国家对他们所行使的主权：克什米尔的反叛运动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还有一些东北各邦不时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印度中部丛林地区的持续，也至少在近期毛主义者领导的对抗印度的战争阶段，有着争夺主权的特质。当然，如这些地区的很多报道所显示，持续的叛乱并不意味着机构从现场消失了。叛乱运动和机构就应该发放什么样的服务或福利，由哪些机构向谁发放，由谁来监督机构的运作等等进行着复杂的谈判。我想，这些都是影响到克什米尔、曼尼普尔、恰蒂斯加尔、贾坎德等邦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中令人激动的方面，应被作为“主权”与“治理”重叠的来仔细研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精彩处理，参见阿尔君阿帕杜莱收在本文集中的《少数人的恐惧》。）但如果，在我们的判断中，对主权的争夺在这里处于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当起义者攻打军营或者炸毁军用运输车，或当村民透露嫌犯藏身之处，或妇女儿童向扔石头，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古哈的框架在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中依然是有用的。
但在这些相对边缘化的地区之外，的通常内容是不同人口群体同就服务的分配所做的持久纠缠。我在别处论证过，这一纠缠是的，因为很多要求在法律和官僚机构的惯常规则中是不被允许的。通常的顾及这些要求的办法是它们是特例，要在不危及法律框架的规范的前提下，对惯常规则进行行政调整。这并不总是很简单的，而且给出的理由往往混乱而任意，常常导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之间的矛盾。但经由这些实践，很大程度上的任意进入了印度所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结构中。大众的诸多形式反过来常常寻求施行任意和特殊化的，以应对不同的人口群体各自觉得急迫的和公平问题。
如果我们看看印度今日常见的群众骚乱的技巧设置障、火车运行、财产、火烧车辆、官员或我们肯定能发现这些同农民叛乱所用的古老手法相关的谱系联系。但我相信，在农民的理论范式中试图理解当代大众行为会是一个错误。正如者和臣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大众的构造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一个这样的理论框架，比如，民粹主义，它描述一个短暂而时常脆弱的集结过程，各色群体团结在“人民”这样一个共通的能指之下，反对一个人民的假想敌，这可能更适用于我们的分析目标。这已在印度一些区域发生，常常是在新和新政党的领导下。“印度特质”(Hindutva) 这个在印度北部和西部生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整合体的兴起，也可以看作这样一个例子。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来自的真实领域中现已出现的。它指向一些全新的问题，关乎哪些民粹集团也许能够有效，哪些会失败。比如说，一个相当难解的谜是最近印度很多地区出现的农民因负债而的事件。庶民研究的学人和很多其他历史学家详尽分析过晚期殖民时代印度从19世纪70年代的德干到旁遮普、北方邦和孟加拉的反高利贷事件。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农民阶层的大量负债最常见的回应就是反对放贷者和地主的叛乱。为什么现在的反应却是负债农民的？如前所述，大众主体的问题是庶民研究提出的，但鉴于这个问题目前的表现形态，它已不能在那个计划的概念框架中被回答。
对农识的关注把很多庶民研究学人引向对两种档案的探究。而在此之前，南亚历史学家还没认真地看过这些档案。一种经典、素朴、低档、常常不是以印刷出版为目的的歌词、谣曲、畅销故事书、地方、历书、短时藏品等不知如何流传下来，多见于私人或小型机构藏品中的档案（除了非常可观的本地语小册系列，收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纯属当时出于印度用本土语言的新闻出版物的产物）。古哈的论文《钱德拉之死》基于一本早期孟加拉信札集中收录的法庭证词片段。对非传统的探究是为了寻找庶体能被视为自身代言的原始资料。此后，对这种有些天真的庶体性追寻所引发的问题又有很多讨论。但这个方向的努力很快与其他计划合流，学者继续深挖丰富的19世纪和20世纪本地语言印刷文献的矿藏。对庶民之声的追寻把学人们引到了现在被称为流行文化的领域中来。
这一更为新近的计划有几个显要的方面需要指出。第一，最近对印度主要语言印刷文学的研究把19、20世纪之交极为丰富的区域文化成型过程凸显出来，这就要求对南亚的现代性和国家问题的表述进行显著修改。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通过地区语言成型过程，没有不经过中介的通可以将我们引向对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这些概念的认知。进一步而言，每个区域的形成都有其特点，区域性的少数族群文化要么被吸纳要么被，包括不同地区非婆罗门和达利特不同程度与形式的主张。第二，非经典与素朴印刷材料获得显要的地位，意味着焦点从思想史或者高雅文学史转移到了“民族流行”的历史建构，后者要求完全不同的文学和美学评价原则。第三，每个区域的成型过程都显示出从精英高雅文化到民族主义现代中产文化再到都市流行文化再到乡村文化的层级化秩序构造，而层级之间常常边界暧昧，有着不同的西化、都市性和本土现代性的分布。在这个空间内，新型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通过印刷文本、印刷图像、广告、唱片和电影得以生产，但每个区域文化的特定效果常常大相径庭。
这是文化史中令人兴奋的、很多学者正在耕耘的新地。本文集巴吉般迪帕耶的文章就是这一品类的翘楚，将梵文《摩诃婆罗多》的高古文本分析传统与地方语言的流行演义版本相结合，探讨广为流行的赌博行为的伦理。这些运用了对“流行”这一范畴的理论表述和研究。根据葛兰西的观点，人家的观念是已然包含在庶民阶层的概念之中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后殖家描述成没有霸权的或消极。但这一描述非常抽象，因为人家中“人民”的内容不能够确定，除非只是作为程式化的声明，如《庶民研究》创刊号中所谓的“宣言”。我确信，我们现在对一百五十年来南亚各语言区的流行领域的描述更为丰富，足以使我们对民族流行的形成进行更具体、微妙和时序更明确的叙述。
流行文化研究还打开了另一个领域，其重要性未被早期庶民研究的学人所注意。这就是视觉的领域。为了研究民族流行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学人们是不愿意局限于高深的艺术电影世界的电影理论家，他们转而开始认真地把印度的流行电影当作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视觉与叙事在印度诸多语言的电影中复杂交织的方式，带来对诸如、等级、性别、阶级、种姓、、忠诚、荣誉、等基本元素引人入胜的再现，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相比以更清晰的形式出现。此外，对视觉文化的新的学术研究也出现了，将此前遭到忽视的材料，如印刷品、日历、插图、广告、馆的照片等等汇集成档，这些材料在一个大多数人不读书不看报的国家的流行领域广为，但从未被认为是历史书写的原始材料。这种重要工作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收录在本文集中的一篇艺术家学者古兰默罕默德谢克的文章。现在有人论证这些视觉原始材料，如果解读精当的话，可以使得对南亚流行性的史书写不仅成为基于传统文本原始材料的历史的，还可以与之完全不同。这一激进的如果要令人信服地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工作。但无法否认的是，视觉的方法必须在流行性领域的研究中获得一个相对的地位，尤其是在印度这样一个离全民识字的实现尚很遥远的国家。
这个观点再进一步，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今好些学科有从文本到实践的转向趋势。由人类学家带头，这一转向凸显了具体或者机构实践相对自足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能简单地从描述其背后概念的文本中获得。因此，教仪式并不一定是概念或者信条的实例化；仪式可以在主体不甚至不知道其背后教概念的情形下完成。这样的实践研究在本文集中康查伊莱亚夏普德（Kancha Ilaiah Shepherd）的文章里变成了一种有效的论争工具。这种做法对流行文化、庆典、公私人教、性别关系、体育活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很多正在进行的新的研究工作要求学人对那些被认为已盖棺论定的课题进行重新审视。庶民研究是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思想史转向民族志的力量之一。现在，民族志研究不再发掘那些没有自己产出大量文本的民族的实践活动中暗含的概念结构，而是寻求把具体化的实践理解为人们为自己所做的活动。庶民研究旧的概念结构再次无法满足这个目的。
转向民族志、实践、日常和在地的研究是要有代价的。沙希德阿明常常抱怨，庶民历史行之不远。诚然，将在地历史叙事同翔实的在地实践的民族志描述编织起来需要在局地之外的读者不大可能熟稔的人名、地名和事件的无底洞中潜心钻研。这是人类学专著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绕开这个难题：在民族志叙事与学科中相关的概念表述或理论争论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最终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当作品的模态是叙事史时，就更难取得相同的效果。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如果全世界的历史学生能阅读14世纪法国朗格多克大区某个村庄的生活或是16世纪意大利一个孤独的磨坊主的心理世界，那原则上他们没有理由不能阅读一本讲述南亚小村镇庶民生活的书籍。挑战在于发明合适的写作形式，既要保持研究的周正，又能让它在区域外被阅读和理解。写作就是研究本身的证明。甚至有这样的可能：这个任务因为庶民研究的全球网络的出现，使得不通过全球企业或机构支持的渠道，把图像和故事、典仪与、物体与实践从世界一个部分传递到另一端，变得更为容易。未来的南亚庶民生活史学家也许能从该地区的移民把故事在出生地与居住地之间传来传去的方式中学到一些东西。他们使用全套现代通信技术，在语言和媒介之间不停转换和混杂，在理解自己栖居的诸多世界的同时也丰富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我们历史学家能做到的还要多。
读者不应把本文集当作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纪录来读。即便这个三十年前开始的叫作庶民研究的特定计划已经走完该走的历程，它成功地打碎、重塑，并将自身嵌入了若干后续的计划。它提出的问题现在以别的形式出现；为了做出回答，打造新的理论概念。庶民研究是自身时代的产物；另一个时代其他课题。然而，它所的的学术文化仍很活跃，并需要我们尽力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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