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
2014年获得国际译联颁发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 ，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大约四年前，我和好友聊天的时候曾说过，此时有两位先生最想见，希望能如愿：一位是杨绛先生，另一位便是许渊冲先生。只是他们二人都年事已高，轻易不再见外客。如今经年已过，杨绛先生离开了，带走了我对“我们仨”的最后一点眷念，一度不相信，一度入梦，终于相信，也终究遗憾难消。而许老，则在96岁高龄时又随着《朗读者》的走进了我还有更多人的视线，开心、感叹，诸多情绪融在一起，便想写一写先生。
第一次知道先生是在大学的翻译课堂上，老师带我们赏析古籍英译，几乎只在一瞬间就被许老的诗歌韵文吸引。中国诗词的美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有一项便是韵律美。
在这之前，我曾读过一些诗歌英译，但几乎没有能够完全保留韵脚的版本，读来也是美，却失去了唐诗宋词的亲切感。而先生的译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也被诟病，却不妨碍它的美人身姿。
古籍英译在当时是一门选修课，纵使我被吸引，也没有料到先生和他的翻译理论会在之后陪我度过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几段时间。
原本我一直将英美文学列入论文选题的考虑中，但古籍英译让我改变了想法。最终选择了古典诗歌的意象翻译，重点探讨的就是许渊冲和他的“三美”原则。那之后的一年，先生和他的诗歌翻译又陪我度过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复试。幸而多看了几首唐诗英译，在笔试中翻译杜牧的《清明》才没太大惊慌。下午的面试中，也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归”和先生的英译陪我站到了最后。
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不过关的我没好意思说那是因为你闺女给自己挖了个坑，闲着没事提毕业论文、提诗歌意象翻译，被要求把诗句写下来分析给下面的老师听。最后浑浑噩噩地坐上车，披着一身月光回了家。待到时过境迁再回想，我依然惊奇自己能在那个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刻想到先生的诗，不知是句子太美，还是翻译太动情。
每每提起这个话题，我对先生的感情就很复杂：高兴有之、羡慕有之、嫉妒亦有之，这种情绪在听先生讲述他们那一年的特殊福利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西南联大所有的老师轮番给学生上课，每个老师教两个礼拜。
钱锺书、朱自清、闻一多等人，那些只会化成文字出现在我眼前的人，曾经站在上为先生及他的同学们授业。我梦里才能出现的场景，鲜活地出现在先生的人生中，是以，我对他的联大时光极为好奇。
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有意味。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有值得回忆的一生。回忆是另一种生活。没有值得回忆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美好的，哪怕是痛苦的回忆，则了一个人照样活上两辈子。如果回忆变成了一部书，那就是的回忆。
这段普鲁斯特讲过的话道尽了许渊冲写书的初衷，他出版了许多的文学译作，除去学术上的，我最爱的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回忆录。那个大家的时代，凝结了多少纯粹！西南联大对许老先生来说，不仅是他翻译理论确立的关键时期，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他的眼中，西南联大有着传统，大师云集，而且学风非常，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而这，也是为何西南联大能在抗战期间成为“民族堡垒”的重要原因。
五六十年过去后，联大的时光在先生的记忆里依然如昨：他谈及钱锺书便大呼才气，称他是天才，能出口成章，“他那过人的智慧，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他说当初一群著名的学者聚在一起翻译《选集》，但遇到“吃一堑长一智”时金岳霖也束手无策了，结果钱锺书当场将其译作“a 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不仅好而且快；还有把极其难翻的“三个牛皮匠，凑个诸葛亮”译作“three cobblers combined makes a genius mind”，既达意又押韵。在许渊冲眼中，这种才气是天生的，只叫人叹服！
他谈到朱自清讲《狂人日记》，自己兴冲冲地举手回答他的问题，说“狂人就是吃人的社会”，受到了朱自清的表扬。这让他十分振奋，印象深刻，同时也认识到作为学生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他谈闻一多讲唐诗，说他不仅会讲诗，还会画画。诗画合一，能将唐诗解说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闻一多先生的美学三段式“说美而不美，说美也美，不说美而美”也了日后许渊冲在翻译上对美的体会。他谈同学杨振宁为自己写序，经年相逢后一起探讨宋词，直言“自别离，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为了“歌尽桃花扇底风”还是“歌尽桃花扇影风”不休。求学的时光总是无忧，浸润着无数人年少时最单纯快乐的日子，在那里，有着许老先生一生都感念的人，于我们，亦是如此。
如今的许老被称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书销国外百余本，更在2014年获颁国际译联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成为亚洲得此项的第一人。或许很多人认为，他的翻译事业一定开始地很早，翻译也一定走得极为平坦顺畅。事实上，并非如此。
虽然早早与翻译结缘，但大部分的中国典籍翻译都是在他60岁以后开始的。早期，他的翻译理论并不受人推崇，反对者比支持者更多。他用自己的方法重翻了钱锺书译过的《诗词》，却受到多方，甚至被称为“思想”。这在当时，是极严重的。60岁以前的人生，他无数次听别人对他讲要“夹着尾巴”。直到60岁以后，他才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底气。曾经不能翻的外国名著可以翻了，之君李后主、哭啼哀怨的李清照的诗词也能翻了，他便一头扎进自己热爱了多年的翻译中去，直到现在。我看过的先生不多，若《朗读者》上那短短的十几分钟也算，至今只有两个。82岁的他和96的他给我的感觉一模一样，14年光阴除了让他鬓发雪白、行动迟缓，丝毫没带走他眼中对翻译的爱和光。谈及诗歌，记忆力惊人，张口即来。
上一节中提到了闻一多对许老先生的美学影响，而这也在他日后的翻译中得到了实践。他说“能不谈彩色而彩色自现才是最高境界”，并以“朝辞白帝间”中的“”为例，列出了上中下三等：crowned with cloud，rainbow cloud和coloured cloud，评说coloured cloud是科学翻译法，真而不美，rainbow cloud则多了一些画面感，唯有crowned with cloud才是文学中的美。他跟杨振宁，“扇底风”是科学做法，“扇影风”方是文学做法。杨振宁追问原因，他说，翻译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这也正是文学作品的好处。还引用弗罗斯特的话说，诗歌是saying one thing， mean another，既然说一指二，那么翻译中也要体现。钱锺书对他说，“诗歌不能翻，翻译求真，诗歌要美，诗歌的翻译要么得罪翻译，要么得罪诗，这是两难”，在两难之间，钱先生承认失败。而许渊冲却不尽信，用他的一生去验证诗歌翻译的可能性。
毛曾作诗词《念奴娇·昆仑》，其中有一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钱锺书将“一截”译作“a piece”，而许渊冲则将三个“一截”译作截然不同的crest/breast/rest，虽然被钱老称为“不的美人”，许渊冲依然乐在其中，继续遵循自己的“三美”论。他对自己翻译的要求是不仅要美，还要有情。他会先去考究诗歌背后的故事，了解诗人的感情，再动笔翻译。他译过的东西，总是一改而再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这个过程对他来说非但不枯燥，反而很有乐趣。他说翻译要“知之好之乐之”，你想让读者“理解”、“喜欢”还是“愉快”决定了你的翻译是何种样子。
1999年，国内有些高校教授曾提议许老先生去参加诺贝尔文学的角逐。对于翻译家而言，这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因为翻译是戴着跳舞，并非文学创作。先生对此的解读是，翻译可以上升到创作的高度，可以比原文更好更美。他曾说，中国文化不要世界则已，世界文化不要吸收中国文化则已，如果中国文化要全球化，那么非要把翻译提到创作的高度才可以。
前面写过，许老先生的理论曾受到多方的，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是好事，有争议才有百家争鸣的可能。先生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跟老师书信探讨，跟同窗不休，敢为天下先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只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道阻且长，为先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先生在大学时代的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果然，他的一生都在这样做。
他说，我没办法自己的，没有办法不喜欢自己的东西。我现在是星星之火，将来就可以燎原。钱锺书先生评价他成就很高，“以诗译诗，好比戴着音韵和节奏的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朱光潜评价他的三美论不仅能翻诗还能写诗。
这些对于争议中的许渊冲而言都是莫大的鼓励，在他看来，钱锺书是天才，是大家，朱光潜也是大前辈，他们能承认自己，那就够了。除此之外，支撑他一直走下去的便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先生眼中，我们的文化和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独独缺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的文化那么好，为何不能让全球看到？这些好的传统不能我们独享，我们是在给予（give）而不是夺取（take）。而先生带给我的也正在于此，那些根须正、古老又绝美的文化离现在的我们越来越远了，却还有人在努力地为我们留住。连诺委员也赞叹先生的翻译是“把中国文化于世界，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
无独有偶，我看过的两次采访中主持人都提到了许渊冲先生的名片，问他对“诗译英法唯一人”这个头衔有何想法。他的回答一贯的，“这不是名利思想，我没有夸大事实，而是名副其实。如果有人有，可以举出例子来，找出另外一个把中国诗歌译成英法韵文并且把英法诗歌译成中文的人”。
恰似他的直接，不会让人觉得他高傲，难得的真实可爱。他的语气里没有盛气凌人，只有跟你讲道理的认真，还带着些列举事实佐证的着急。对于这个头衔，他确实当之无愧。
96岁的他还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且很文艺地称他在“从夜晚偷几点钟弥补白天”，不是熬夜。他说，还有个小目标，再有不到30本书，就把莎士比亚译完了。1983年，先生在大学国政系开课，用英语文化，当时很受国务院重视，毕业时全班前往参观。临到拍照时，前排坐着一些官员，而60多岁的先生被安排和学生站到一起。于是，他了那次拍照。谈起罹患直肠癌，他笑得很爽朗，说生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诚然，先生做到了，打破了“最多活7年”的魔咒，做到了联大的校训“中兴业，须人杰”，也让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时代和学术造就了先生不一样的赤子，名利不加于心，却会很较真地跟你讲实事求是。央视采访他时，他在西南联大抗战前遇到一位年龄小于他的老人家，很自来熟地问别人是不是在看这个石碑，问完了还补充说“我的名字就在这个碑上呢”。注：许渊冲在抗战时期曾任飞虎队机要秘书。
《朗读者》的现场他念及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突然哽咽，没有任何渲染和煽情，却轻易触发了我的情绪。我几乎是和先生同时落泪，他心里的情感依然那么丰盈，他的心里永远有着一个少年。他曾说自己不知老之已至，因为他翻译的诗歌都是年轻有为的，沉浸其中，便不觉得时光流逝。是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林庚曾说唐诗里有少年，与诗歌结缘大半生的许老大抵就是如此，少年意气，鲜衣怒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先生随着《朗读者》的走入更多人的视线里，这是我未曾料及的，欣喜和感慨一并而来，惟愿更多人因为他爱上那些古老而美丽的文化和语言，而不只是叨念先生的第一首诗是为了告白而翻译。上世纪里有着动荡岁月，但那段日子反而造就了最多的大家。我真喜欢看那个年代的人，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看着他们，就如同还能在文化的血脉里感受到一丝触手可及的滚烫和流动，而这滚烫和流动是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连的。那个时代做学问的人啊，真好！惟愿他们停留的时间可以久一些，再久一些。明月在，照人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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