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春节期间，我曾在微信中转发了朋友发来的一首诗《别》的音频版，这是由主持人王小丫、刘芳菲朗诵的，听来感人肺腑。微友们纷纷点赞或评论，甚至还说出了名师必出高徒这样的赞语。由此我也再次想起了大学本科求学的情形，尤其是这首诗的作者吴奔星先生为我们上课时的情形。那是1978年初，我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作为首批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徐州师范学院，现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的“77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无疑是很强烈的。而那时的教师也格外抖擞，从事教学特别认真。吴老师那时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唯一的资深教授，因年事已高，讲课并不多，但每一次讲课都会给听者带来深切的和丰富的。他声音洪亮，情理交融，幽默生动，尽管带有湖南口音，却能字字听得明白。我当时最喜欢听吴老师上课，他高声朗诵，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轻声跟进；他那丰富的表情和挥动的手势，也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强化着他的表达效果。
在我看来，吴老师在授业解惑方面确实达到了很高水平，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与学生互动中的言传身教都是如此，从主导方面看，堪称是一位成功的“实践型教育家”。事实上，他很早就高度关注教育问题，19岁就撰写了《今后中国教育之趋向》发表于湖南私立修业农业学校主办之《修农》第1期；次年，又撰写了《由中国教育现状谈到农业教育之重要》发表于《修农》第2期。后来，除了抗战期间就在浦江清、朱自清等主办的《国文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中学国文教的出》等多篇当时就有影响、至今还被论者提及的语文教学论文外，他也有关于课程教学方面的教育学专著《语文教学新论》，堪称是我国从事语文课程教学论研究的者。其实，他的等身著作可以说大都与教书育人息息相关，且多是从事教书育人过程中的产品。比如常被文学史家特别是茅盾研究家提起的《茅盾小说讲线年版)，被是建国后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茅盾研究专著，也是建国后17年茅盾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其实，这也是一本教材型著作，对青年学生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迄今也常被本专业研究生视为重要的参考书。就职业而论，吴先生一生从事的并非是“专业诗人或作家”，而主要是教师。正是为了教书育人而著书立说，为了给青年学子提供食粮，促使吴先生撰写或编著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语文教学新论》、《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文学作品研究》、《鲁迅旧诗新探》、《文学风格流派论》、《中国现代诗人论》、《诗美鉴赏学》、《虚实美学新探》等专著，也有诗话、诗选及辞典等方面的著作。事实上，这些著作都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了现代“新国学”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哺育了无数的青年学子。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种种无序状况，高等教育发展尤其缓慢，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吴奔星先生也深受其害，直至晚年才有了指导研究生的机会。他也特别看重这个工作，对研究生采取了因人施教的个性化培养方式，强调要快乐读书，趣味研究，不仅体现了“前卫”性的教育观念，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仅仅招过两届研究生，共五名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徐瑞岳、孙晨、宋建华、李程骅、张鹰。这五位被人称之为“吴门”的学生，个个身手了得，皆得吴先生真传，皆为学人中的佼佼者，迄今都已经在学术研究及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吴门”都深受吴先生的影响，薪火相传，将学术文化血脉延续了下来。恰如其高足宋剑华所言：“我得益于先生，而我的学生又得益于我，‘吴门学派’因此而得以一脉相传，这是为师者最大的心愿，现在应该说已经成为了现实。因为我们始终都是先生的学生……”，也如其年龄最小的研究生李程骅所说的那样：“名家浸润身”，“仍祈入吴门”。
其实，祈望进到吴门里面请教学业问题且实际已经进入过的学子很多，并不限于五位研究生。吴老师一生辗转多地从事教育工作，仅在徐州一地就有20余年。在吴心海先生编辑的《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一书中，吴老师更多的本科学生也深情回忆起往日领受的教益。如他的学生邓星雨也是77级学生的授课老师(那时是教研室几位老师轮番授课，分工明确，各自都多讲自己最熟悉、最有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从邓老师的授课就能感受到那和吴先生一样的。邓老师高度认同吴先生“诗学是情学”等学术观点，在教学科研领域也一直吴先生，甚至对吴先生旧体诗也喜爱有加。他认为吴先生超迈人生坎坷的通达、豁达体现了大师的风范。而吴先生的“华盖罩头人易老，斜阳劝我笑呵呵”等诗句，和其名诗《别》一样“必为绝唱”。像邓老师这样的本科生，吴先生究竟教过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由此吴先生自然是能够享有“桃李满天下”的美誉的。而在这样“群众化”的群生之中，辗转西部的我就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除了听过吴先生讲课，我还幸运地受过吴先生耳提面命式的。那是因为要做毕业论文了，我的指导教师便是吴先生。吴先生要求确实很严格。第一次谈话就要求我尽快提交论文提纲和相关笔记及资料卡片。待准备一段时间后，便让班干部通知我到他家中细谈相关问题，我首先按要求递交了提纲及相关笔记等，他翻阅后便仔细指点如何调整选题，如何使用材料，如何用精炼的语言阐述问题，并了论文初稿提交的时间。关于这样幸运地被“面授机宜”的经历，我曾在《民族魂与中国人》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交的毕业论文便是谈鲁迅《野草》的。记得当年吴奔星先生在我的论文初稿上，打了一些‘耳朵’(？)。他诙谐地嘱我将有‘耳朵’的地方再好好思考一番，修改一下。他那微眯着笑、可亲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再后来，我还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段经历。但我的简单回忆中都忽略了我当时的紧张和焦虑。本来搞鲁迅研究在当时就具有挑战意味，何况还是最难啃的《野草》！我隐隐感到了吴先生的担忧，更感受到他的鼓励和督勉。我的毕业论文最终定名为《试论鲁迅野草国民性思想和“化丑为美”的艺术特色》，字数也在万字左右，不仅赖此拿到了学士学位，也为后来学术道埋下了伏笔。当我毕业后仍然带着这篇再度加工的论文参加了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的学术会议时，吴先生已经回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且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那次会议是在南师图书馆召开的，会议室的红地毯和严肃活泼的学术氛围感染了我，吴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讲话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学术追求的决心。接下来，当这次学术会议论文集寄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古都西安开始攻读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了。
吴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教学、科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实践型教育家。我也相信，如果能够认真发掘、整理相关文献，包括他对学科专业的建设与思考及其贡献等资料，参关教育研究的规范，定然可以写出更为的相关论文，或者编出更能体现其教育实践及思想的论著。李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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