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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有造诣的旧体诗词作者，他们的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这些作品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一度在各类上“刷屏”，其高人气可见一斑。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生动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传统诗词背后所连接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据相关统计，成立于1987年6月的中华诗词学会现在会员近10万人，是有影响的民间，与此同时依托于高校、网络论坛以及自办纸媒的各地爱好者更是人数众多。抛开人数不讲，仅从人们对诗词类电视节目发自内心的热情来看，旧体诗词的阅读、创作及评论仍然是当代文化生活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却基本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一热一冷，引人深思。
传统诗词之“冷”，源自近现代以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中国从来“诗国”，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定义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品格：姑且不论《诗经》《楚辞》的滥觞、唐诗宋词的辉煌，即使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逻辑下通常被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文体的明清两代，读书人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以“诗人”为最高的。然而，这一诗歌传统在近现代出现巨大的断裂。造成断裂的表面原因是鸦片战争后东渐的大潮以及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小说这一文体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语）观念影响下，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新的“正”。其潜在原因是“”逻辑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时间”这一尺度成为价值判断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诸如“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的论说深入。近几十年，在市场大潮挟裹而来的浮躁气息冲击下，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就愈来愈严重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大部分文体逐渐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典诗词不仅失去了文学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在“现代文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有意或无意地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身影依然难觅于这些名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之中，似乎它们并不存在。
其实在20世纪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的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这其中有否定、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如开新诗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就创作有1400余首旧体诗词；又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郁达夫等，也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一把好手；有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家，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阔达气象至今仍熠熠生辉；有学者、画家，如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旧体诗词”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这些“旧体诗词”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旧体诗词缺少“现代性”这点来立论，可问题在于：倘若用以立论的来自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百年复杂的文学生态“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依然有效呢？此外，倘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旧体诗词创作大量且客观存在着的这一现实的话，我们何谈尊重历史、何谈学术研究的客观呢？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加入旧体诗词的章节，如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学科规范的确立一样，学科规范的修改以及学界共识的调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距离“旧体诗词”真正“入史”似乎依然遥远。
与之相类似的，旧体诗词在现有文化机制层面尚缺少实质有效的鼓励与支撑，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如高校教育方面，即便在中国文学专业，也罕有旧体诗词写作的教与学；又如在文学刊物方面，供旧体诗词创作者发表的空间少之又少；再如在文学评方面，罕有主流文学项将旧体诗词纳入到评选范围当中。在这样一种旧体诗词缺少“存在感”的文化生态中，当有作者因旧体诗词创作被授予主流文学时，为之一时大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倘将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搁置一旁，我认为旧体诗词参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表化主流机制对“旧体诗词”存在的接纳。这对旧体诗词、传统诗词乃至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与，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类似的鼓励和引导应该被纳入到当前文化生产与评价机制当中。
旧体诗词的尴尬境遇不是一日之寒，诗歌传统的断裂、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与认知更不是一时现象。若要有所改善，应采取多样化手段。《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这样的节目形式当然值得推广，然而仅靠传媒远远不够；传统文化的发扬也不能只交给市场，它迫切需要在现有文学和教育机制中得以正视和重视。习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想真正地实现这一结合了鲜明时代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我们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社会当前的生活世界，运用多种方式让当前的文化机制起到孵化、刺激以及引导社会自觉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营造出一个对传统文化更加“懂得”与“友好”的文化大生态。
现当代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有造诣的旧体诗词作者，他们的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这些作品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一度在各类上“刷屏”，其高人气可见一斑。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生动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传统诗词背后所连接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据相关统计，成立于1987年6月的中华诗词学会现在会员近10万人，是有影响的民间，与此同时依托于高校、网络论坛以及自办纸媒的各地爱好者更是人数众多。抛开人数不讲，仅从人们对诗词类电视节目发自内心的热情来看，旧体诗词的阅读、创作及评论仍然是当代文化生活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却基本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一热一冷，引人深思。
传统诗词之“冷”，源自近现代以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中国从来“诗国”，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定义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品格：姑且不论《诗经》《楚辞》的滥觞、唐诗宋词的辉煌，即使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逻辑下通常被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文体的明清两代，读书人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以“诗人”为最高的。然而，这一诗歌传统在近现代出现巨大的断裂。造成断裂的表面原因是鸦片战争后东渐的大潮以及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小说这一文体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语）观念影响下，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新的“正”。其潜在原因是“”逻辑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时间”这一尺度成为价值判断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诸如“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的论说深入。近几十年，在市场大潮挟裹而来的浮躁气息冲击下，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就愈来愈严重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大部分文体逐渐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典诗词不仅失去了文学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在“现代文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有意或无意地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身影依然难觅于这些名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之中，似乎它们并不存在。
其实在20世纪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的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这其中有否定、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如开新诗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就创作有1400余首旧体诗词；又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郁达夫等，也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一把好手；有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家，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阔达气象至今仍熠熠生辉；有学者、画家，如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旧体诗词”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这些“旧体诗词”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旧体诗词缺少“现代性”这点来立论，可问题在于：倘若用以立论的来自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百年复杂的文学生态“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依然有效呢？此外，倘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旧体诗词创作大量且客观存在着的这一现实的话，我们何谈尊重历史、何谈学术研究的客观呢？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加入旧体诗词的章节，如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学科规范的确立一样，学科规范的修改以及学界共识的调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距离“旧体诗词”真正“入史”似乎依然遥远。
与之相类似的，旧体诗词在现有文化机制层面尚缺少实质有效的鼓励与支撑，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如高校教育方面，即便在中国文学专业，也罕有旧体诗词写作的教与学；又如在文学刊物方面，供旧体诗词创作者发表的空间少之又少；再如在文学评方面，罕有主流文学项将旧体诗词纳入到评选范围当中。在这样一种旧体诗词缺少“存在感”的文化生态中，当有作者因旧体诗词创作被授予主流文学时，为之一时大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倘将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搁置一旁，我认为旧体诗词参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表化主流机制对“旧体诗词”存在的接纳。这对旧体诗词、传统诗词乃至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与，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类似的鼓励和引导应该被纳入到当前文化生产与评价机制当中。
旧体诗词的尴尬境遇不是一日之寒，诗歌传统的断裂、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与认知更不是一时现象。若要有所改善，应采取多样化手段。《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这样的节目形式当然值得推广，然而仅靠传媒远远不够；传统文化的发扬也不能只交给市场，它迫切需要在现有文学和教育机制中得以正视和重视。习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想真正地实现这一结合了鲜明时代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我们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社会当前的生活世界，运用多种方式让当前的文化机制起到孵化、刺激以及引导社会自觉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营造出一个对传统文化更加“懂得”与“友好”的文化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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