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组专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元研究会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日、德、法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已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教育部课题，10余项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学术。
最初接触《楚辞》是在1978年的大一课堂上。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的赵光勇老师在讲完《诗经》后，开始讲极具难度的上古第一长诗《离骚》。赵老师口才算不上一流，但学问好，讲得细，对每一字词、句意都详加解说，有些疑难问题还要专门考辨。以致一篇《离骚》，足足讲了近半个学期。那段时间，我被这篇作品深深吸引住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际、深婉哀愤的情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志节，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赵老师的课还未讲完，我便能将这篇长达370多句、近2500字的作品倒背如流了。
就在我地沉湎于屈原作品的时候，一件突发的事件打断了我的学习进程。1979年初春，家母查出癌症。听到这一消息，我焦急万分，五内如焚。母亲辛苦操劳一生，刚过花甲之年，即得此绝症，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为了给母亲治病，我毅然向学校请了长假，东赴中原，南入商山，西至关西，四处延医求药，并在医院陪护老人，由此耽误了大半年的学业。为了不至在学习上被拉下过远，我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求医的途、候车的间隙、病房外的走廊，阅读、记诵古诗文，而涉及最多的，还是《楚辞》。在的25篇屈原作品中，大概除了《天问》，其他篇章都是在这期间下来的。
记得在南郊铁医院陪老人做化疗的三个月时间里，我把学校图书馆可以借到的《楚辞》注本都借了来，摆放在租住的一间仅几平方米小屋的床上，时时翻览。其时正当盛夏，天气酷热，又无风扇，房间根本待住人。我让母亲在外边的树荫下乘凉，一人猫在屋中，光着脊梁，肩上搭条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围绕《楚辞》原文，将借来的书一本本地细加对勘、研读，力求搞清每句话、每个字词的含义和相关解说。几个月下来，不仅深化了对屈原作品的，而且对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及明人汪瑗、清人王夫之、蒋骥等人的相关研究，都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回想起来，这段时间虽未在校听课，但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言，似乎比在校学习的收获还要大一些。
1979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终因回天乏力，老母病逝。这给我上造成极大打击。回到学校后，我几乎谢绝了一切交游活动，把一颗痛苦的心灵全部投放到了专业学习中，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有时夜半时分回到宿舍，同室的同学往往已睡醒了一觉。
随着对《楚辞》研读的深入，发现的疑难问题越来越多，于是一方面扩大阅读范围，一方面围绕文本作深入思考，相继写成《屈原生年榷论》《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态度》《屈原人格与屈赋风格》等文。于此同时，我还对屈原的流放年代、地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合内证和外证，草成了《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近两万字的初稿，并在全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惟一的学生代表，作了近一个小时的宣讲，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较高肯定。这篇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上，随后获得1981年陕西省第一届社科论文优秀，由此大大增强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此文刊出不久，我即收到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七八级一位同学寄来的商榷文章，经几度信件往返，我们成了未识面的好友。后因他的热情相邀，我于1981年初夏第一次来到白云黄鹤之乡，接着南下洞庭、汨罗。眼观滔滔江水，遥想当年屈原行吟泽畔的情状，不禁感慨万端。由此对纸上得来的知识，也有了更为切己的实地体验。
1982年春，我毕业留校任教，教研室安排我从事元明清时段的教学任务；此后随着读硕读博，研究方向又转向唐宋文学，由此渐渐远离了我所喜爱的先秦文学和《楚辞》。不过，其间有几件事，又使我与《楚辞》发生了时断时续的关联。
一次是1982年6月下旬，因武汉大学胡国瑞先生的关照，我受邀参加了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的首届屈原研讨会，得以聆听前辈学者和同道的高论，并由张国光先生推荐，在《长江文艺》发表了《评徐迟〈九歌—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一文，随后被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年轻气盛，此文在用词上对徐先生多有，今日想来，不无，但其基本观点却是大体无误的。
另一次是1984年，上海师大的马茂元先生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拟编纂《楚辞研究集成》这一大型丛书。因巧合，我得以侧身其列，与两年前在屈原会研讨会上结识的潘啸龙、汤彰平、王从仁诸友人一起，编成《楚辞评论资料选》一书，于1985年出版。通过这次的文献爬梳和整理，我对《楚辞》的影响以及后人的接受态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三次是1997年秋季，因学科建设的需要，我来到当年屈原曾留下足迹的武汉工作。既触景生情，又因初到异地，摆脱了许多杂务，便想利用一些时间来重理旧业，对当年曾下过一些功夫的《楚辞》及其接受脉络做一番考察。于是，花了近两年的时间，陆续写出多篇文章，最后结集成《庄骚接受史综论》一书，于2000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一文，还获得了湖北省社科研究优秀二等。虽然此书在系统性上不无缺憾，但从接受史角度来研究《楚辞》，倒是走在了前列。
最后一次是近几年，因承担国家课题的缘故，我又一次将兴趣点转向了先秦时代，从弃逐文化的新视角考察屈原和《楚辞》，先后撰写了《〈离骚〉与早期弃逐诗之关联及承接转换》《〈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回归：者的心理情结与逻辑展演》等文，由此构成《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一书的若干章节。有了这部书，我想，我的《楚辞》研究大抵画上了一个不算的句号。
这些年来，我的研究重心虽然早已转向了唐诗，但内心深处，仍留有《楚辞》刻下的深深印痕。“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当想起屈原在两千年前说的这句话，渐趋懈怠的我便有了某种时不我待的，也强化了取法前贤、不断求索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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