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大学哲学系教授，担纲《中国》编委和主笔时是这本刊物的灵魂，殷先生也成为主义的开山人物，后受。)
彼时的林毓生，还未成为后来的著名学者，刚到美国半年，进入了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学习。在这里，林毓生成了哈耶克的学生。
(林毓生，著名学者。在大学读书时师从殷海光，后赴美留学，成为哈耶克的关门。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等多本著作。)
林毓生在信中向自己过去的老师殷海光介绍了自己就读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个“奇怪的”系的一个“奇怪的”requirement()，那就是基础考试要“考学生在一个相当范围内自己选择的洗发文化的典籍”。林毓生给殷海光的信中，开列了自己在芝大的这个基础考试书单:
这一个13本书的书单里，都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经典名著。其中，属于文学经典作品的包括前列的莎士比亚的三部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按照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学生两年之内要精读完这个书单，申请考试。林毓生一开始很不解，觉得这个书目很不对自己的胃口，自己要研究的是社会心理和社会理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没用的”文学作品?
但是，半年之后，林毓生明白了，“现在觉得从前那种急功好利的想法是浅薄的，这些典籍实在是文化最具代表的raw materials(素材)，比后人的interpretations(解说)要重要的多，是我们对文化有了解兴趣的人所必需的。”
其实，不只是林毓生开始时不解，他的老师，西南联大毕业生、金岳霖的高足、大学哲学教授殷海光原来也不明白。林毓生的信，让殷海光恍然大悟，自觉获益匪浅。他在5月1日给自己的学生回信中说:
“我读你的信，最获益的是打破一项成见。即是，从我们这个线下来的人，往往不喜生料(raw materials)，文学作品，而只愿读人家精制过了的二手货--我的这一disposition(倾向)表现得最强。如今经你一提醒，简直如大梦初醒。”
殷海光毕竟是殷海光，他一下子就明白了阅读文学作品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深感二十年时间错失之遗憾，“可见，在那些基本的关键上，有无高人指点，是多么的重要。”
殷海光读书，长期受罗素和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偏重读通则性质的书，“久而久之，于不经意之间，我认为只有这类才算是知识，其他不具此格的一概不算，于是轻而忽之。”而林毓生的这封信，对于殷海光而言，确如醍醐。
1967年12月1日，殷海光自给林毓生夫妇回信中，回忆起林毓生1961年给自己信中所言的，他写道:
“记得好几年前，毓生说文学著作也很重要，不接触的话就是一个损失，这话有时在我心中浮现。我近来有机会接近一点文学著作，益感毓生所说严重。第一流的文学著作固然不是纯知识，但刺透人生角落之深，想象力之激动作用，远非普遍性的知识所能及。”
其实，今天我已经明白，经典文学作品之于我们，不惟林毓生所言的“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素材”、“对文化有了解兴趣的人所必需的”，也不惟殷海光所言弥补“普遍性的知识”所不及、“想象力之激动作用”，这些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极为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经典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写照，如殷海光所言，“刺透了人生角落”。在那些作品里，不只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更有穿越历史的人性之幽微，对于每 一个阅读它们的人，不只是欣赏，或与书中主人公同悲同喜，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生活与命运，并以此观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时，或许也能够让每一个人， 在行为时，在学术研究时，更具关怀。至此，方是社会之福，人类之福。
“他首先希望表明的是，要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律师，或者诸如此类，我们首先必须成为人。”1970年，W.H.奥登在《纽约客》上为美国人类学家及自然科学作家洛伦·艾利斯的著作《意想不到的》所撰写的书评中写道。 奥登认为，作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洛伦·艾利斯在写作和思考上，深受前辈作家梭罗、爱默生的影响，同时还能看到诺瓦利斯等更多作家的印记，艾利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的最新科学发现究竟如何改变了人类作为个体或集体对于的认知?”奥登的回答是几乎没有。
“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而人类是充满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套用基廷老师的话，我们读文学作品，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我们充满，在文学作品中体验激越或沉郁的文字里呈现的那些美好的情感，悲伤的命运，欢愉的生活，等等，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所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普通人，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从来不是浪费时间，相反，它们让学术研究，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了更深厚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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