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最新的确切信息，一方面又要承担密集信息带来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封城”和其他交通阻断措施实施后，这种大规模的隔离很可能导致市民焦虑的升级，催生对抗和耻辱感等负面情绪。
《英国医学杂志》1月24日发表的文章就关注了城市隔离带来的心理影响。一方面，大规模强制隔离带来了流行病学上的益处，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心理上的损失。前者是否超过了后者呢？这不是一件能随意判定的事情。
随着武汉“封城”，宣布交通管制的城市名单越来越长。这些措施在控制疾病的蔓延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样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心理影响。疫区居民担忧食物短缺，医院“难以承受”救治重压。“武汉恐慌”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阅读太多此类信息。
新闻工作者常常根据极少的，来假设出惶惶的局面。基于我们的经验：离事件越远的记者，越容易恐慌。然而，文字是有力量的。如果将的反应仅仅描述为恐慌，会导致做出为了居民安全需要控制人们的判定，或者隐瞒那些被认为可能使现状更糟糕的信息。文字还能阻碍我们理解行为变化背后更重要的因素，例如关于的那些并不准确的风险和。
但是，历史提醒我们，完全而极度的恐慌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隔离带来的恐惧则很可能出现。即使没有封城举措，武汉区域内的焦虑也是可以预见的。在疾病爆发期间，社区焦虑会随着第一例死亡的出现、报道的增多以及新确诊病例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上升。而由于多种原因，大规模隔离很可能让焦虑大大升级。
1月31日，上海公园里，老人仍然聚在一起。孤独可能比疾病更令人难以。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第二，强制大规模隔离措施，主要涉及已感染城市外的地区，这将降低隔离区内居民的信任和信心，因为人们愿意相信，“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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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可低估的影响。人们对事实的渴求会逐步增加，确切消息的缺失会增加恐惧，并促使人们选择不可靠的信源。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很严重。但是，在家或医院隔离，很难推断到全市范围内隔离措施的影响。台北市和平医院在爆发期间的经验受人瞩目。当时几例医务人员和患者被确诊后，所有医务人员、患者和来访者都被突然强制隔离在建筑内长达两周。在他们对随后发生的混乱的描述中，Barbisch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论文“有隔离的案例吗？从到埃博拉”（Is There a Case for Quarantine? Perspectives from SARS to Ebola ）中描述了这次强制隔离是如何“引发集体情绪失控，员工铤而走险”。
焦虑加剧可能对其他健康措施产生连锁影响。对武汉的报道反映了疾病的高发，在以往、炭疽和肺鼠疫的案例中（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risk patients following a bioterrorist incident: lessons from SARS, anthrax, and pneumonic plague），绝大多数去医院的病人都不是疑似病例。大量涌入的低风险病人，依然常常由于高度焦虑，而被不准确地称作“疑似病例”，这导致病人为这些本来只会引起很小关注的症状去确诊和寻求帮助，并引导临床医生将一开始有点轻微症状的患者收进医院。
尽管遭受隔离的人产生的焦虑令人不安，但是，最为有害的影响，或许来自隔离警戒线外的群体如何看待被隔离的群体。被隔离者的污名可能会蔓延。过去的历史事件了被隔离地区的居民在社交中被回避，在工作中被歧视，他们的财产安全也受到。除非采取积极的举措，去防止这些不良影响发生。的隔离可能会加重这些不良影响。
长期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大众对行为会存在潜在的不满，尤其是疾病爆发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加剧后，可能会引发长时间的社会混乱。
自从查士丁尼瘟疫（澎湃编注：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大规模鼠疫，来自百度百科）爆发以来，强制的隔离检疫就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项应对措施。但与对待每一种医疗介入一样，我们需要权衡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并且考虑可能的替代措施。举例来说，当自愿的隔离检疫被清楚地解释和被人理解为一种利他行为，这种行为才会变为良性的服从，并产生较少的心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