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 实习生 饶茗柯）由524名中国学者刚刚创下的 “新纪录”恐怕并不光彩。
4月20日，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以下简称“施普林格”）宣布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107篇中国肿瘤生物学领域的论文，涉及来自中国的524名医生及医学生。这些文章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涉嫌同行评议造假。
在作为撤稿第一单位的77家单位中，不乏大学第三医院、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知名机构。
撤稿观察网站Retraction Watch甚至以“新纪录”为标题报道称，“107篇”创下了该网站成立以来论文同时被撤稿的新高。
有学者认为，此次论文撤稿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讨论：临床一线的医生是否应该撰写论文？在SCI(全称为《科学引文索引》)导向的当下，医学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应如何制定？
2015年，爱思唯尔、英国BMC出版社及施普林格均从旗下期刊撤销中国作者的9～64篇不等。而此次撤稿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
据中国科协官网报道，施普林格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在4月18日与中国科协方面会谈时表示，《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被撤论文。
所谓“虚假同行评审信息”，指得是论文作者提交的同行评审意见是以真实的研究者的名义，通过虚假的邮箱提交的。
在524位医生中，有一部分医生只是论文的“挂名作者”。一位被撤稿的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己并非涉事论文的第一作者，目前也在了解和调查该论文的情况。据调查，也有医生表示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曾调研过医院人才评价体系。他认为，学风浮躁、功利化的现实，不会因为一句“不了解”而打折扣。
在此前针对类似撤稿事件的调查中，“第三方”并不是仅仅伪造了同行评审信息。2015年，中国科协曾对被英国BMC出版社撤稿的31篇论文发起调查。据《日报》报道，其中29篇论文作者承认委托“第三方”代为，这其中23篇文章是由“第三方”从、修改论文到发表完全包办。
浙江省人民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海峤觉得“这说明学术造假目前已经常普遍的现象，已经孳生了一条造假的产业链”。他经常接到各种论文代写机构的电话、私信，多时甚至一天五六个电话打来，“真的崩溃了”。
不仅如此，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郁琦曾在微博上描述：“现在很多医院成立了论文工厂，以流水线的方式组装SCI文章，这样的结果当然夸耀资本有了，晋升有了，评比时也可以‘临床不够SCI凑’，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能说没有，但都发在国外杂志，国内同行基本不知道，其也都让外国人享用。SCI称之为‘Stupid Chinese Index’。”
Stupid Chinese Index（愚蠢中国指数），正是对SCI作为量化指标的和。
作为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维有点为自己的同行感到委屈。“医生会不会写论文与临床医术的关系不大。”在别人口中应该划入“道貌岸然”的行列里的医生，其中也有很多“在临床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病人高度负责的”。
在李维看来，体制弊端不是学术不端的借口，但是学术不端行为与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和“唯SCI论”也有密切关系。她说：“很多医生压力大，为了利益，有些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维口中的“利益”，她认为既包括医生个人职称晋升的需要，也包括所在单位“提高自身地位”的需要。年近40岁的李维已经晋升到副高级职称，由于她所在医院是省属医院，她需要发表三篇论文。“具体的标准不同医院是不一样的，但是追求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是共同点。”
虽然很多医院不要求一定要发国外期刊，但是医生们还是希望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一位在一家此次被撤稿的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记者，他所在医院会根据医生所发文章的影响因子高低给予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额外励。
“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低，发国外期刊不仅‘高大上’，而且对申请课题和科技进步有帮助。”李维说。
更高级别的职称意味着发表论文的条件更加便利。目前已走出体制、创立医生集团的张强表示，院长或者科室主任有条件利用手中的资源，可以发表大量的论文或者拿到科研经费，而对于普通专家来讲就很难做到。
在这样的“职称-论文”的循环中，张强观察到，临床不怎么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更容易成为所谓“名医”，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事业”目标。
只是，每天工作8～10小时、每周有1～2个24小时值班是李维这样的临床一线医生的工作常态。行业内的多数医生都承认，能同时在临床工作和科研上都取得成绩并不容易，而科研对临床的促进作用太过“隐蔽”。梦见钞票
在孙锐看来，“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实际工作相脱节，不能反映工作需求。”张强认为，医生的最好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口碑和收入，交给市场。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做法。“医院、保险、患者的监督和评价，远比论文可靠。”
只不过目前的现实是，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要爬上13级层次分明的。想走到“塔尖”，每一步都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看诊过的病人累积出来的。但在这个体系里，论文变成了一些医生晋升的“拦虎”。当他们无法兼顾科研和临床时，有人选择只做临床，“不升就不升”。也有人选择了造假，交上“买钱”，成功晋级，却为自己埋下了学术不端的祸根。
后果不止于此。医学论文造假甚至可能“害命”。张强说：“一旦被查处，责任往往被推给体制，用‘科研’的虎皮来低质医疗，让真正重视临床服务患者、真正做科学研究的医学同行蒙羞。”
2016年7月，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未来对基层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对论文、科研等不作硬性要求。
孙锐给出了另一幅图景：在美国，临床医生不需要写论文，只需要有执照，也没有复杂的职称体系。只有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型的学术教学中心要承担科研的任务。孙锐说：“这三种‘医生’里，恰恰是不需要写论文、只管看病的医生赚得最多，这就是一种导向。”
这幅图景已经在张强创立的医生集团中得以实践。张强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主治医师负责制），鼓励医生与科学家团队合作进行临床科研。
张强认为，“让医生回归到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比其他国家更为缺乏。”
在公立医院就职的朱海峤也认同这样的制度。他希望管理者能从机制上“把从事临床的医生和研究者分离开来，把医生职称晋升与论文脱钩”。
不过，在孙锐看来，防止大规模撤稿事件发生还需要加强对专业人士“专业”的教育，建设信用体系，设置“惩罚机制”。
在2015年的撤稿风波之后，时任中国科协的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内部反复重申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行为守则，其中一条就包括不提供虚假同行审稿人的信息。韩启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发生类似问题，所在单位都要处理，发现一起，查办一起，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
只是李维暂时没有感受到这种“”。她觉得，纯粹靠医生坚守学术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孙锐看来，目前对学术不端的“软约束没有形成硬办法”。
孙锐还记得，2014年，由于学生小保方晴子的论文造假，其导师、日本干细胞科学界的明星教授笹井芳树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在国外学术不端的高压线有多严格。”一旦造假，撤销教职，永久退出所在行业，都是常见的惩治措施。
与之相比，国内的惩罚措施显得不够严厉。收回研究经费，未来五年不得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通报和书面，是目前主要的惩罚措施。
奋斗在临床一线的朱海峤只有一个单纯的希望，能把精力集中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上。而这可能需要体制内医生的评价机制做出重大调整，此次大面积撤稿会不会是他期待已久的契机？（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