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领导工作，我就常常感到非常。领导工作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领导工作是的还的？前者认为是的，有规律可循，后者认为的，没有规律,意见都针锋相对；领导工作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前者认为是普遍主义，它有共性和普遍性，后者认为是特殊主义，没有共性和普遍性，只有个性和特殊性，意见都针锋相对；领导工作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呢？前者认为是科学，可以定量化，模式化，后者认为是艺术，不能定量化，模式化，需要灵感，，意见也针锋相对。
我认为，领导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并且大于科学和艺术的总和。现在我就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我的叙述。在我看来，所有的领导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大规律”、“六大范畴”，也就是“3+6”的结构，“三大规律”是管总的，“六大范畴”是管部分的，把这九个问题搞清楚了，领导工作的基本概念也就建立起来了。
“三大规律”即从问题出发、以人为目的、把自己管好。第一个规律从问题出发。领导是干什么的？从特定角度说，他们是干两件事：一是发现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以至无穷，这两件事情的反复就构成了领导工作的基本内容。一个成熟的领导应该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根据当代中国出现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当代中国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呢？经过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惜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挤身了世界大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而南海问题的本质是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很有压力，所以要支持一帮小国跟中国搞摩擦，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的生活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用五个“失衡”加以概括：城乡发展失衡，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收入分配失衡，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并且悬殊还在进一步加大，富人一顿饭穷人十年粮，富人的一双皮鞋是穷人十年的费；区域发展失衡，中国从东到西从富到贫，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上海的人均P是贵州的15倍，差距很大；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上去了，成为世界老二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读书难、就医难、购房难，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根本改变；人与自然的失衡，了，恶化了，神州6号飞船从卫星拍回来的照片显示，我们国家北部一片绿色，那是俄罗斯，我国南部郁郁葱葱，那是东南亚，我们国家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显示的颜色基调是昏，表明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相当恶化。五大失衡，所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十七大讲了四句话：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从问题出发的结果。一个领导者如果面对问题胸中无数、不仁，或者做出错误的判断，灾难就开始发生了。我认识一个大学校长，前两年出了大事，被坐牢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问题，线索非常清楚，就是他在这个工作的大概五年时间里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他始终浑然不觉，一个问题是乱收费、乱办学、乱发文凭，第二个问题就是跟老干部、老教授没处好关系，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不懂得跟老干部老教授处关系时间也长达四到五年，最后终于了，老教授、干部抓住他乱办学、乱发文凭的问题联合告他，一摁到底，终于后院起火。因此，我领导者应该建立一个问题清单，解决问题的清单，解决的没解决的，每周修订一次，以此来建立一种牢固的“问题”意识。我记得以前我们海南省委前王岐山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常委。他就跟我们说，他的“账本”上经常有10个案例，解决了一个就替补进去一个，每时每刻都面对着10个案例，就是他自己亲自要抓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工作方法。
第二个规律以人为目的。我这里不用“以人为本”，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什么东西都往“以人为本”里一装，反而使得它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我这里只讲特定的概念以人为目的。解决问题说到底是解决人的问题，就是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需求和需求，一个领导者要除了这个目的外没有别的目的。这里的合理还要跟特定的客观条件相联系，曾说：“群众最可爱，是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群众最可敬，他们的往往最崇高；群众最可怜，他们的生活还很苦而要求却很底；群众最，谁激怒了他们，就得下台”。集自己一身的领导工作经验提出了这群众“四最”，换句话来理解就是要把人当，永远不要把人当成物，这就是以人为目的的含义。总理被外国称为“中国总理不可复制”， 在汶川地震的四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流泪，在汶川的时候每天都是流着泪，外国说我们是哭得不样了;第二个细节是流血；第三个细节是动员；第四个细节就是发火，而他的突出特点就是以人为目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以这一点征服了全球，他是个成功者。日本有个著名企业家叫稻盛和夫，他在日本创造了两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你要问他成功的秘诀，他会告诉你：我就是有一条哲学，叫稻盛哲学。稻盛和夫的哲学在我看来有三层含义，一是对自己而言，人格第一，任何时候要显示你的人格；第二个含义是对他人而言，永远是关爱第一，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稻盛和夫的企业公开宣布绝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包括钟点工，他的企业就是靠这个成为了世界500强；第三层含义对世界而言，简单第一，在稻盛和夫看来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最高的哲学，他认为越是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越要赶快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把人当人。，一切人物其实不过是把人当成了物，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当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红色高棉的头号任务是波尔布特，他在70年代执政了三年零七个月，这三年零七个月他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六百万人三年以后变成了四百万，人都被他杀掉了，以的名义被消灭了。当时红色高棉在金边有二百万人口，要求在一周内搬到农村去，谁不走谁就人头落地。现在我们已经了，回过头来看波尔布特当年的，他超过了，超过了中国的。可是波尔布特在临死前任然嚎叫：我们有，我只是战斗，我为崇高的理想而战斗。可是他崇高的理想是什么，谁享受了这个？至今无人回答。以的名义，布尔波特就作为一个怪杰与枭雄钉在历史的耻辱桌上。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十七大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像过去那样提“为什么什么注意而奋斗”，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民的福祉，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人代替了注意走到了第一位，而主义当它是以人为本的时候它是个好主义，但是它以人为物的时候它是坏主义。
第三个规律把自己管好。有句名言：管好了自己，就等于把别人管好了一半。我认为还不止，管好了自己，就等于把别人管好了90%。你以为当领导非常复杂啊，管好自己就完成了90%，那么怎样管好自己？我认为应该“适度超越”，当领导了要适度超越，如为适度超越？就是首先做到适当随俗，领导要入乡随俗，不要把自己打扮成“不识烟火的”。比方说过春节了给有关人拜个年、朋友来了请吃个饭喝喝茶，对同学、朋友、战友、夫妻间在工作原则内讲讲感情都是正常的，如此等等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才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手”，前后构成关系，“朋友来了有好酒，关键时候你才会有帮手”，要是你是“不讲感情的怪人”，那就成了“朋友来了调头走，若是才狼来了迎接他的必然是空手，”平时不交朋友，关键时刻只有是孤军奋战了，我说的是适当随俗，不仅可以而且必要。但也不能随俗了把自己变成“庸人”，一个领导人应当适度超越，我认为有四个东西我们要适度超越，它决定着我们的境界，一是规则，大面积的规则，比方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生人该办的也不办、熟人不该办的也办；比方说山吃海喝：两条腿的，只有人不吃，四条腿的只有板凳不吃，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吃，水里游的，只有轮船不吃。你能不能超越一点呢，你能不能把规则看重一点？如果能，那就是超越；二是至上，今天，至上已经是普遍流行的了。在很多人那里，钱就是生活的目的，一切为了钱，工程要回扣，购物要提成，办事要收礼，工资成了底薪，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报酬，有些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大家都把规则看得很轻的时候，我们看得很重，别人把钱看得很重的时候，我们把钱看得很轻，这就超越了。我们能不能把钱看轻一点呢，如果能，那是超越。三是吃肉骂娘，我们有些干部处处，时时有牢骚，骂鱼身上有刺，身上没刺还是鱼吗？ 骂大海太喧闹，骂深夜太，我们能不能在超越一点呢？就是常怀去看待社会，如果能，是超越。美国哈弗大学最受欢迎的一堂课叫做《积极心理学》，这个教授的教课情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是这样讲的：今天我们做三个实验，第一个实验请大家闭上眼睛，尽量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尽量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好啦，请睁开眼睛，你们脑袋里一直有头粉红色的大象。他由此得到结论，就是错误的情绪是不能回避的，只能管理。第二个实验是：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X。你第二喜欢的歌曲是什么？Y。好，我把X和Y一起放给你听，一遍杂音，结论：人在一个时候只能做一件事，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做官不能想着挣钱，不要做了历史家想做家，还想做音乐家和舞蹈家，那么最后就成了杂家，什么都不是。第三个实验:你们会写日记吗？其实你们都不会写日记，我告诉你们，你们每人写一篇日记，只记下当天最值得的五件事情，写一年，你就是一个健全的人。这就是哈弗大学教授讲的《积极心理学》，何其简单？超越的重要含义就是常怀，去掉的心理。第四个误区就是斗争哲学。我们习惯于把对手当敌人，把他人当才狼，现在我们是竞争的社会了，每天都竞争，很多人至今不适应竞争了，在竞争过程当中如果自己赢了，骂别人是笨蛋；如果自己输了，骂别人是坏蛋；如果是打平了，骂别人是浑蛋，反正别人都是蛋，只有他自己不是蛋。在他们眼里歌仙都是吹出来的，舞星都是卖弄出来的，影星都是睡出来的，成绩好事靠抄出来的，写得好是靠背，只有他无比。只会嫉妒不会欣赏，只会不会学习，你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吗？如果能是超越。其次，管好自己还应做到学会出口成章。领导要管好自己的形象，良好的口才至关重要，这是基本功。如何出口成章？有三种模式：一是鼎立式，即把问题分成三点来谈，这是个很大的本事；二是正反式，即把问题分成两面，先从正面说，后从说；三是递进式，即把问题分成三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目标与。对于领导来说，初到一个地方或单位，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明确目标与。所谓目标就是做什么事，就是提倡什么。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说我们党今天的目标和提倡的是什么？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小康，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四大块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民族与时代，其中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时代以创新为核心，四是社会主义观，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要的，目标加就使得我们党有了明确的目标与，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曾经在海南省社科联工作，当时是专职副，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3+6”，其中“3”就是做好三件事，“6”是提倡六个。第一件就是为省委省的科学决策服务；第二件事就是改善社会的管理与服务；第三件事情就是以的做好机关工作。就是和谐、务实、创新，在中央还没有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之前，我们就提出了和谐、务实、创新，我们对“和谐”的解释就是“当面讲，好话背后讲”，社科专家有个毛病就是：当面说你很好，背后就说你。务实，就是把虚事做实，社会科学是虚事，要把它做实。创新，说的是打破常规。这“这3+6”就使得社科联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那届社科联被誉为是建成以来最好的一届社科联。现在很多城市在搞城市，其实就是在提出自己的城市，大学里的校训也就是学校的。
重点与一般。对于领导来说，能够抓住重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社会学上有个“二八”，说的是大部分财富流向少部分人，投入与产出、原因与结果普遍存在着不平衡关系。少得投入往往得到多的产出，小的努力往往得到大的成功。这个给我们一个，就是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把握关键、控制全程、瞄准基点、引领全面。而突出重点有两种方式，一是正突出，即抓住重点，把重点提出来，加以强调；二是负突出，即要善于省略和放弃，没有省略和放弃就不可能有重点。有很多管理高手是善于省略和放弃的。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站在熙熙攘攘的雅典集市上叹息道：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不需要的啊！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我们只是怨自己的钱太少，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买回家去。当你当领导后，你被提拔了，“文山”、“会海”、“人流”这三件事情就来了，面对“文山”怎么办？千万不能每本文件都去细读，需要细读的文件只是少数，其他的只要翻一翻就可以了。第二件事情：会海。官越高，会就会越多，这个时候就要有选择性的参加，每个会议都参加你会被会议淹死。第三件事就是：人流。官做大了，就会有很多人排队想见你。面对这么多人，该见则见，该拒则拒，不能来人必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省略、放弃和。
与集中。对于领导这个集体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正确处理好与集中的关系。就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集中就是要形成统一意见。最佳的状态是既有统一意见，又有个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如何处理与集中的关系呢？我认为是十二个字：充分表达、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充分表达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服从多数就是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就是在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定后，要正确对待他们，他们不是敌人，不能打击。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集体就有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缺少任何一方面的班子就会散掉。现实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不从分表达，不让人讲话，那是。第二，不服从多数，不按照多数人的决定，那是。第三，不尊重少数，把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异类、敌人，加以排除和打击，那是，而、和其结局都是灾难性的。
被告与。领导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三种程序去解决，一是简单程序，即简单问题直接决定，不要拖泥带水；二是一般程序，即一般问题走一般程序；三是特殊程序，即复杂问题走特殊程序，一定要制定方案、论证方案、审议方案。现实生活中，存在复杂问题走简单程序、简单问题走特殊程序的错误做法。主要领导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站在的立场上，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的裁决。领导要做不要做被告。
刚性与柔性。领导方法有刚性与柔性之分，在实施领导时一定要注意刚柔结合。刚性方法有行政处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监督；柔性方法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身份转换、决策听政等。行政指导即领导说的话对方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领导的承诺要兑现；行政合同即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谁违约谁承责；身份转换即领导不要永远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有时也可转换身份，成为民事主体；决策听政即听取意见的制和程序化，在决策之前就要听证参与。
励与惩罚。指的是表扬、表彰、晋升，罚指的是、处理、。要敢善，我认为现在很多的励制度都是主观式的虚，50年一贯制、人人当先进，导致激励的作用非常微小，能不能探索一种客观式的实。罚要敢罚善罚，现在领导不敢和处罚是一个突出问题，领导不善处罚的问题也很突出，处罚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不可避免，在于有违规必有问责。
今天谈了“三大规律”、“六大范畴”和我对领导工作的一些基本认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避免相同问题不同处理，避免不同问题相同处理，避免“打一漏九”式的严打，反腐倡廉一定会有一个根本的好转。
彭京宜 海南省委党校党委、常务副校长、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兼任海南省社科联副、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副会长、语言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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