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d-993企业社会责任关注(CSR concerns):KLD研究分析公司(2007)将企业社会责任按照、社会、治理和争议性产业划分为四类评级，又在各评级层面上细分了若干小类，即层面评级(气候变化、产品与服务和经营与管理等)、社会层面评级(社区、多样性和等)、治理层面评级(报告以及结构性等)和涉及争议性产业(CBI)评级标准(军事、核能和博彩等)，其中又对前三类评级中的各细分类按照优势类项目(Strength items)和关注类项目(Concern items)进行了划分，例如就层面评级中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细分类来说，其优势类项目包括利他性产品及服务等，而关注类项目则包括臭氧层和农作物化学制剂等。因此可以将企业从事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理解为企业至少在前三类评级中的任何一细分类上从事了被社会所不认可的行为。
2007年，大约有84%的美国上市公司在社区、、多样性、员工和产品安全等方面至少从事了一项社会责任关注类(CSR concerns)的行为。并且有大量表明企业从事这些行为与诸如诉讼、市场份额缩减、网络合作伙伴损失和不满等负面后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Strachan et al., 1983; Davidson et al., 1994; Baucus and Baucus, 1997; Haunschild et al., 2006; Karpoff et al., 2008; Nossiter, 2010)，而令人疑惑是企业却依然在从事着这类行为。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着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关注类的行为?原文从企业资源的改变对其社会责任决策影响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可行的解释:即企业资源的增加会减少其对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的参与，而资源的降低会促使企业从事该类行为。
大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表明企业可能将社会责任的决策视为一项投资。例如，Godfrey(2005)提出了一种理论，即企业参与的慈善事业产生了资本，为股东财富提供一种类保险的保障。同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类比积极类行为能够更准确的预测企业未来可能面临的负面事件，进一步说，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将减少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看作一项投资决策。
房地产冲击(外部冲击对企业经济资源的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关注类的投资决策?在具有融资摩擦的情况下，房地产冲击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Chaney et al(2012)也表明，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会增加公司的抵押品价值，从而增加其负但债务能力，进而增加其总投资。也就是说，可以将公司房地产价值的变化视为对其抵押品价值的外部冲击，从而将房地产价值变化与企业投资(Chaney et al., 2012)、资本结构(Cvijanovic,2014)和资本成本(Berger et al., 2011;Lin et al., 2011)联系起来。那么，如果企业将减少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视为投资决策，并且资源的变化像房地产价值增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一般，那么资源变化应能预测企业所采取的社会责任关注类方面的行为，由此提出假设1。
Preston and OBannon(1997)认为相比于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不受融资约束的公司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当中，而一旦这类企业的资源由于受到外部冲击而发生改变，他们将会更积极地减少对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的投资。除了融资约束外，面对资源的改变，还有三个重要的变量也在显著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公司治理和分析师的审慎调查。首先，至少在公开声明中，党似乎更加重视与，反歧视法有关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有表明，受民族党影响更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决策可能对资源变化更为，这可能会导致其在资源获得后减少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在资源损失后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类行为。第二个潜在调解因素是公司治理，随着投资者和消费者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为了满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偏好，企业需要将更多的可用资源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由此，在公司治理较好的公司里，企业资源的改变对社会责任的决策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第三个潜在调解因素是分析师的审慎调查，它的调解作用和公司治理类似。综上，提出假设2。
最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资源收益和损失是否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产生同等程度影响?原文结合Kahneman 和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损失一美元所带来的感受要强于获得一美元所带来的感受和确定性效应:确定的损失或收益比脆弱(仅具有可能性)的损失或收益具有更强的行为效应。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2主要结果分别列于表2的四个子表中，为了验证假设2，原文依照融资约束，影响，公司治理和分析师的审慎调查划分了出了各自的子样本，其中子表2.2中Red states是指企业处于党得票高的州，而Blue states则指企业处于党得票高的州。如表所示，假设2得证。
原文作出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原文拓展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的文献，将企业资源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相联系。其次，这项研究是对过去研究结果的延申，表明组织变量因素不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绝对水平，还影响着企业对其社会责任政策改变的意愿，特别是当面对外部力量时。最后，原文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方面的研究。
最后，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用房地产价值的变化来衡量外部冲击对企业经济资源的改变，进而探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这一结论是否同样也适用于我国，尤其在房地产高速增长的当下，而如果划分行业来看，其影响又如何，比如最近牵动的医药行业中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这是未来研究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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