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此前，也有个别的论文探讨过鲁迅、许地山等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但这些论文不仅数量少，局限于单个作家的研究，而且大多对教影响持和否定的态度。1993年7月，笔者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篇论文《与中国现代作家》，不仅梳理了中国现代作家同佛教发生联系的四种类型，而且分析了现代作家接近的共同的心理机制以及现代作家与关系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就我寡见，这可能是最早对佛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的论文，后来笔者又陆续发表了10余篇论文，对一些个案进行研究。1996年1月，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与人学的历史汇流——20世纪中国文学与》提交答辩，把佛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做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时间跨度容含了整个20世纪。此论文1999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之关系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我也有幸了一些以此种关系研究为选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但总体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并没有出现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不是这一领域已经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了呢？或者说是不是这一领域中的论题已经都被深入地阐述过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有许多的盲点有待于研究者的发现，尤其是还有许多论题处在浅显的论说状况中，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探讨。而深化这一领域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提升思维的层次，从梳理关系的事实层面跃入到发现问题的论理层面上来。
问题的发现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二者不可偏废。但从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的目的来看，宏观问题的探讨目前无疑更显得重要。近年来，我在文学与教关系的研究方面范围从佛教拓宽到了教、伊斯兰教和民间教，这种范围的拓宽每每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正如各种族人类的意志、本能、情感、思想有其通则一样，世界各大教的基本也往往是相通的，譬如爱的伦理、弱者、平等原则等等，无论是东方还是，各种教都恪守着这些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于是，在考察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地矗立在研究者的面前：现代中国文学是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现代作家的学养与结构既承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子，又吸取了丰厚的文化的养料，那么，当现代作家在爱的时，当现代作家在的不公的平等时，当现代作家对那些无奈的人生命运充满着悲悯时，当现代作家对那些自然中不可知的奥秘表示虔诚的时，究竟是佛教文化还是教文化或者别的什么教文化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常看到一些论文论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同某种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列举的一些论题既可以用在佛教文化上，也可以用在教文化上，这种泛泛而论连问题都没有触摸到，就更不用说击中问题的本质了。要突破这种泛泛而论的局限，就必须深入地辨析在教相通的情况下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原因其教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恰恰就是研究教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最需要关注的地方。譬如平等观念，教的平等观是指在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与动物却是不平等的，因为造物就是给人类享用的；而佛教的平等观则是平等，不仅指人与人之间，而且人与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又如各教人生之本质的认定无不说苦，但教的苦来之于人类始祖的，现在人类的是为人类始祖赎罪，因而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有赎罪之责；而佛教的苦来之于的，是前身所犯的在的。教的苦大多表现为一种重负，沉重的不是压在人的而是压在人的颤栗的灵魂上；佛教的苦却首先是从的厌恶进入，然后才转向的与烦忧。再如教的是一种普世之爱，既爱自己和邻人，更要爱自己的仇敌，这是教与其它类型教不同的一个根本性特征；而佛教是反对爱的，认为人一旦有爱就是，就会产生烦恼，但佛教对于在三界火宅中的也充满了爱心，这种爱心用佛教语言来表达就是慈悲。与慈悲都是一种进取的济世的人生观，但源之于积极的入世的心念，而慈悲则根基于的出世的心念，所以前者在文学中的影响往往造成悲壮与崇高的美学效果，而后者则往往凝成一种浑厚与悲凉。教与佛教之间的文化异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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