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海外汉学家以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视野，助力中国文学界的。近日，本报记者与专家学者进行对话，探讨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话题。
张燕玲：近5年，多与全球化深刻影响与丰富壮大了中国文学研究与的格局，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文学与海外与世界的对话空前活跃。就在几天前第24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莫言参加“以故事沟通着世界”活动，一个人对线国的汉学家，如此热烈的“对话”场面在今日之中国已呈常态化。因此，中有所差异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必然会融通、会互为补充。文学对话使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立场上，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便进一步扩大文学共享，这也是中国深度的一个重要文学收获，充分显示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张：近5年，越来越多的青年汉学家和翻译家开始参与到译介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行列，人数有明显增加。本人两次去欧洲，在苏黎世大学、大学讲述的课程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近年来的先锋派诗歌。选修者中有不少人有志于翻译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已经接待了来自欧美和东亚的多批和多位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其中，欧洲的居多，包括波兰、法国、意大利、捷克等国的学者；东亚的主要是日本的和韩国的学者。
罗 鹏：我和同事白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手册》，这本手册篇幅达1000页，收入了包括、欧洲、中国、和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所著的45篇原创性论文。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绘制全景式的图谱，不是要谱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是为了凸显这些学者如何研究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方法。我认为对于方导向的重视尤为关键。
季 进：尽管海外学界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提法，但未必如国内学界这样界限明晰，各有专对，而是基本上都囊括在现代文学的概念里面来处理。而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的海外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中开始起步的，它从很宏观的文学史写作入手，然后转向对作家的传记式评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风行，其处理和展示的问题、现象也更为多元，从都市文化、影视文化到流行音乐无所不包，近来的趋势更是深入到对情感结构、华语语系等问题的讨论上。可以说，除了议题的丰富以及处理的对象和内容更细密之外，跨学科知识的调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理不断和文学的理论、文本产生对话碰撞。
张：汉学家对中国作家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的看法自然也就会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法、趣味和取向。比如许多作家可能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格非的作品越写就越像中国传统小说了。
张燕玲：在平等对话的背景下，优秀的汉学家及其研究也日益被关注。我所服务的文论期刊《南方文坛》就借力苏州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了3年“译介与研究”栏目，推出了李欧梵、夏济安、高利克以及新一代汉学家罗鹏、白睿文、李素等对中国文学热忱而专业的翻译推介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颇受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重写文学史”一直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学科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近30年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就是明证。近年，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兴趣日增，著作甚丰。2016年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哥伦比亚版”）、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指南版”）、罗鹏和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简称“版”）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相继问世，如此密集和体量均创中国文学史之最，其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张英进：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创作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海外学界整体上注重文学理论，倾向从历史角度探讨学术议题，新颖的概念和方法对国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意义，因此学术影响明显。二是海外学界近几十年来相对忽视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的当代文学。除了个别例外，中国当代作家的翻经常不在学界，所以学界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直接影响局限于作家海外访问时参与的校园对话，间接影响是作家通过翻译成中文的海外当代文学研究获得的。
季 进：我们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国际参照和前沿动态，这种做法本是出于治学严谨的需要，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必须趋势。海外与本土学界其实构成了一个彼此促进、不断对话的学术共同体。与研究领域的状况相似，不少作家也非常关心国际社会对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这些评价与研究也对作家的创作多多少少带来、刺激与影响。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自有他的创作传统和思考，不会照着的审美和消费口味来做自身的调适。事实也证明，越是那些能跳出口味的作家，反而越有可能取得持久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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