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 1946 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的基因--美国主义的历史变迁》《的阶梯--美国文明札记》《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论文集《飞出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的刻度--缔造美国文明的 40 篇经典文献》《我有一个梦想》《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的论文和文章。
读美国史，你绝对绕不过的一个词就是“Founding Fathers”(建国先辈、缔造者、奠基者)，指的是一群远瞩、敢于担当的人物。他们先是领导殖民地赢得，后又制定实施，使存在了一百多年的 13 个殖民地终于合众为一，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
国家原本是没有父亲的，如果有人愿意按中国传统尊称他们为“国父”，也不是不可以，但记得一定是复数，而且千万别想象出什么“国母”来。
这群缔造者为大众所熟知，他们的形象至今栩栩如生出现在各种传媒中。美国人不讲究为尊者讳，再怎么他们，也不回避其个人弱点。他们并肩奋斗，彼此既有同道相惜之情，也有强大个性间必然存在的意见冲突。
本书扼要地介绍建国时期最重要的六位，为读者展示他们的功德成就，还有那个时代的风貌。为了照顾到历史的传承，我们加入了两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
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只能在客观条件下发挥作用，缔造者们也不例外。美国孕育于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清教先辈”。温思罗普名列首位，因为他是“新英格兰方式”的重要奠基者，这一清教的自治传统随着西部开发而扩散到全美，成为美国文明的主要基因。没有殖民时期形成的自治传统，就不可能有美国的平稳成功。
同理，美国也不终止于缔造者们，他们迟疑未决的一些重大问题直到南北战争才得以解决，包括奴隶制、州权对联邦权的挑战、早期农业理想与工商业道的对峙等。林肯代表的事业解决了制宪会议和早期中的这些纠结与隐患，美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缔造者们至今活在美国生活中，这里的“活”不仅仅是对他们的纪念与缅怀，更重要的是--他们制定的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凡是涉及宪释的问题，美国人不得不回到制宪时代去揣度他们的意图，听听他们的说法。 18 世纪制定的一直用到今天，从这点上说，所谓年轻的美国其实是个古老的国家。
整个美国--从抗税伊始的 1763 年到生效的 1788 年--都发生在中国的乾隆年间(1736-1795)，且只占他在位的一小半时间。如今，这位至高无上的也是中国中的常客，但无论戏说还是正说，他都只是一个过了时的历史人物。在他那套方略中，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大国的教训，今天的我们还能从他的内政外交、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中汲取多少养料呢?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链，每个时代都不过是历史流变中的瞬间，每个事件都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过后，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对历史来说没有绝对，没有。若要判断世界潮流或历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头看一看:当今的世界是更像缔造者们的美国呢，还是更像乾隆年间的中国?
简单地说，他们制定了一部，并据此缔造了一个国。这部使用至今，这个国在短短一个多世纪后便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它的屹立壮大，靠的是用制度切实地将公“”，确保人民的和。
美国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自治经验，国民从上到下都主权在民，在实行制上是有共识的。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呢?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并不多，此前的国不是混乱，就是，还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国能够长治久安的。他们可以参照讨论的有几份方案、几份州、邦联条例的教训，还有若干古代和近代的政体。可是，美国如此庞大--他们知道国家的疆域还将继续扩大，实行的成功率能有多少?大部分人没有把握。
他们，对和无同样。他们相信，集中于一批人手中是暴义，完善之道在于分散。为杜绝后患，他们设计出一个构造，将三权分立的付诸实践--先是将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部门，再使它们的某些相互牵制以形成监督。历史证明，这样的分权制衡是有效的结构，至今已正常运作了 240 年，大大超过了制宪者们的预期。
容易忽略的一点是，除了一个有形的国家，缔造者们同时也缔造了无形的美国。是他们在《宣言》中最早定义了美国，开创了美国的特殊身份--一个基于共同之上的民族，这才有了日后所谓“非美”(Un-American)的说法，也因此多次出现回归。历史自然是要往前走的，为什么回归?又回归何处?无非觉得发生了偏离，需要正本清源，这就得回到建国时期，回到缔造者的立场。
现今世界所理解的美国，正是他们设想的这个美国。美国也以这个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理论里、口口相传中。它进而成一个、平等、现代的符号，吸引移民怀揣这样的美国梦前来投奔。缔造者们在殖民地的基石上创建的现代国，不仅为美国设定了未来，更作为一种崭新的体制，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
作为各方的产物，也许没有一个代表对它完全满意，但正是在中，体现了制宪者们的智慧。首先是务实，观其序言，平实简短，只务实不务虚。一部如果过于理想主义，公就可能将某种特想于全体国民。代表们知道这个不完美，为了切合当时实际，他们“宁可让后代再来修补这个的毛病，也不要眼前把试验的步子走得太远”。
制宪者们都是阅历丰富的有识之士，熟知当时最先进的，又富于实际经验。他们是一群建筑师，设计的是，出发点是人性。这部之所以耐用，就因为它符合民情，符合人性。他们明白，制宪要对付的其实是人性，一部不符合人性的无论如何都是不会成功的，而人性又不可能轻易改变，所以合理的办法不是去试图人性，而是通过人性来发挥其积极性，遏制其消极性。
人性到底是什么?答案见仁见智。在当时的美国，教历史悠久，特别是清教传统底蕴丰厚。张原罪和性恶，清教更是强调人的无力自救，制宪者们基本上是怀着对人性这样的估计设计的。他们既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官员，即便是人民选出的官员，也不能无条件相信。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被腐蚀。哪怕最初没有，一朝权在手，保不定得意便。
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他们对每一种的范围、来源、授予，都斤斤计较，对每一个环节都慎之又慎，掂来掂去，为的就是一个字“防”--对所有放到上的人都要防，都预设他会以权谋私。假设人性本都洁身自好，又何必如此死守?
那么，他们是不是把人想得太坏了呢?有可能，但是为国为民着想，宁可想坏也不能天真，因为天真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历史见惯了人类的、狂妄和，心怀叵测之人对公的蚕食、和篡夺，人民的和遭、被。人若是，原本不需要，体制若要成功，是不能依赖个人德行的。
不过，他们并非人性，只是正视人性，合理地期待一个人的行为。他们不相信一人之美德，不相信一部门之绝对可靠，但他们并不否认人之可能，只是认为与利益相一致的才最为可靠--“使官员忠于职守的要素是使其利益与职责一致”。他们常说的以来遏制，以野心来遏制野心，就是利用人的来调动其动机与。
用分权制衡来化解后，他们要免遭另一危害的--来自乌合之众的过度。对最不放心的汉密尔顿说:从未有过不的，世界的经验“徘徊于极端和极端无状态之间”。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采用代议制，让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来治理，这比群众上一哄而起要明智得多。美国不是一个小邦或者一个新英格兰小镇，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实施直接。代议制的根基也是对人性的估计:“代议制度的设想原即以相信人类美德与荣誉之部分存在为根据。……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
18 世纪被称为时代，制宪者们是时代的代表。对他们来说，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理想也是现实的，与乌托邦无缘。制宪会议上已经两种不同倾向:一派更倾向国家主义、商业利益;一派更倾向于州权、农业理想。批准过程中又出现了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这样的标签，但双方在本质上都是温和、审慎、务实的主义者。他们从不高谈阔论，于伟大的空话，却一再提醒自己:“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人。”
他们就事论事地辩论国事，针对一个个问题寻找具体对策，对当时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奴隶制，他们有意识地留待后人去解决。他们从不考虑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不会在抽象理论上浪费时间。即便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杰斐逊，也认为“需常以切实可行的办法制约纯理论的议论”。也许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使他们幸免于意识形态的纠结。毕竟“意识形态”这个词要等到法国后才出现，而在美国中，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要到 20 世纪才真正登堂入室。
国需要有教养的国民，需要感和心。有人称主义为“化的清义”，因为二者都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这是的美国长期积攒下的资本--国民个体的自立、自省、、自治。
制宪会议的困难终于得到克服，不仅在于代表们的学识和能力，也在于他们的态度。他们既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既能，也能;他们都能以公共利益为重，懂得轻重缓急，抓大放小。一言以蔽之，他们有君子风度，虽性格各异，但无一不是以绅士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阅读麦迪逊 60 多万字的《辩论:制宪会议记录》，仿佛随之进入会议现场，体会到制宪的认真、困难、。每个环节都井井有条，尽管倾向明显，辩论激烈，却无派性作怪，都是思清晰，，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他们的思想又如此现代，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两百多年的时空隔阂。
他们都是的信徒，尊重规则和秩序。会议开始，作为三大州之一的州提出，由将军担任大会，获得一致通过。接着就会议程序等制定规则:对内敞开言论而对外保密、确定发言次序、保存记录等，一概预先考虑周详。
会议每天对照方案，逐字逐句地讨论斟酌，先是以弗吉尼亚方案为讨论底本，后来也包括新泽案、汉密尔顿方案、平克尼方案等。每辩论完一句，甚至半句，就会进行表决:或通过，或推迟，或否定，从不含糊。代表们对每个问题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甚至为了一个分句的措辞，也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议，还可以重来，再讨论、再表决，不错过任何意见。在草案上，他们“将一致同意的明确写出，意见分歧的含糊表达，无法一致的断然隐去”，取舍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完善联邦。
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贯穿了，这不能不归功于的主持，他享有所有代表的绝对信任。据说他只做了三次简短发言:第一次是在当选后简短致谢，后两次都在会议结束那天，先是附议将每四万人中产生一名众议员改为每三万人，最后对会议记录的保存征求意见。他庄重内敛、沉默克制的超然态度无疑使得会议有序，并让大家畅所欲言。
绅士是有底线的，品行和名誉对他们很重要。缔造者们的冲突更多源于而非权欲，他们中没有人被发现以权谋私，也没有发生过夺利之争，若不同，便自行告退。当为杰斐逊和伯尔谁当总统连续进行了 36轮投票后，汉密尔顿抛开党争，助了杰斐逊一臂之力，理由是他认为杰斐逊更是个绅士。亚当斯和杰斐逊晚年恢复友谊也是一例。唯一的发生在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说来也是为荣誉而战。伯尔最有个人野心，是这群人中的另类，但他也要自己绅士的名声。他在决斗中杀了汉密尔顿，也从此被合理地排除在缔造者这个群体之外。
“绅士”这个词在今天的美国中已经基本消失--实际上已经消失很久了， 20 世纪初便开始了消失的过程。
1799 年，美国政坛进入了没有的时代。亚当斯当了总统，却没能连任。杰斐逊的党得以，第一次在派别中和平转移，这不仅是党的胜利，也有联邦党人遵守的功劳。
深一层说，之所以能和平转移，还是因为他们的共识很多，分歧很少，而且多半的分歧还是想象出来的。党把联邦党描绘成君主派，联邦党将党说成雅各宾派，相互对方 76 年，美国。现在看来，这些党派之见大多是论的想象，无限夸大对方的倾向，是在自己的虚构上做文章。
分歧确实存在，但更多的是代表了人类的两种气质--现实与理想、偏爱秩序与偏爱完美。亚当斯并不赞成君主制，杰斐逊也不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杰斐逊可以在就任总统时，“我们都是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当杰斐逊八年总统期满，他的纲领已经与联邦党相差无几。党之取代联邦党，可以说是通过吸纳对方纲领的合理部分，从而消弭了对方存在的必要。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演化还将一再发生。
在缔造者们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初创半个世纪后的美国，基础算是基本奠定了。但国仍然是一场悬而未决的实验，因为它讳莫如深地保持沉默的问题--奴隶制--只是被回避了，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发严重了。1861 年，这一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战争终于来临，口号还是“为了联邦”。
林肯充分意识到南北战争和先辈们缔造国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葛底斯堡的之所以铭记史册，正是因为恰如其分地评估了这种关联:“ 87 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它孕育于，并且献身给一种，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
一场的内战后，尘埃终于落定，之实验经历了空前严峻的，美利坚合众国依然傲立于世，虽然其代价是缔造者们不敢想象也不愿付出的。
当今的美国，距离制宪者们的设想已经很远了。虽然分权制衡还在，司法复审还在，还在，但方方面面早已大不一样。杰斐逊的名言是，“最好的是最少作为的”，而他的党正在致力于扩大。不过制宪者们大概不会见怪，他们从来没有以为自己制定的将千秋万代不变。
对的没有终结，了这一次，不说明能下一次。很遗憾，智慧不能写入基因密码。一个真正的体制能否下去，还要依仗其国民对国的理解和意愿，还需时不时地回到缔造者那里去寻求灵感，在他们的陪伴下继续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