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文化，三者相互缠结，形成了世界上最坚固、最难逾越的壁垒。它并非耸立于个人或族群的生命之外，而是透显在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之内，有时候像空气，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有时候却像钢铁，冰冷而坚硬，百炼难化绕指柔。它是民族认同的最佳黏合剂，也是跨民族交往与融通的天然阻障。这一彼此背反的二重性，造成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创新与发展所必须面对和处置的一对基本矛盾关系--内与外的张力。
古与今的张力，是另一对根本性的矛盾关系。大量的研究表明，古与今并非单纯的对抗关系，古今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细密绵长的情感与意义之传递和互渗。“今”的发育和生长，始终倚赖于“古”的根系与风土，否则，就只能命如枯蓬，飞得任性，却也失去了的定力。不过，倘若对于古老的传统抱残守缺、过度，“古”也会窒息“今”的更化和新生。历史已经千百次地显明:从来就没有铁板一块、永远自身同一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只有当它明白了“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奥秘，它的民族性才会如活水流淌，奔腾不息。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日一样，内外古今的交汇融合如此复杂并且极度重要。我们应该站在哪儿、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每个人深思并努力给出又合理的答案。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面对浩渺、大化流行，我们感到不能相对主义的“怎么都行”(Everything will do)。我们的世界始终要有一个方向--任何时候都要以人为本、天人和谐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理想。关心人，关心人的身心和谐，关心人的幸福、和价值之实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奏之中，努力走在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最前沿。这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比较文学自一开始便以民族壁垒作为自身的学科标识。当民族的文学研究者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乃至学科的限界，人们发现，其实“越界”本身并非目的，它的目的在于以文学研究的方式来再现或重新缔结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关系”--既包括血缘性的“事实联系”，也包括非血缘性的“功能与价值关系”。无论如何，“越界”与“关系”，始终是比较文学赖以安立自身的命脉和根柢，而这正好也是全球化时代新的大势归趋。换言之，比较文学的前行步伐，内在地翕合于全球化巨潮的强劲脉动。正因此，不管比较文学在行进旅途中曾经过何种“危机”，终究能够拨“云”见“月”、转“危”为“机”。
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的《文贝:中国比较文学英文学刊》(Cowrie: A Journal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曾先后将钱钟书、季羡林、翰等当代顶尖学者的代表性论文50余篇首次翻译为英文，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享有盛誉。它的名称可谓“寄托遥深”:“贝”乃周代货币，至秦方废。货币乃人际交换之居间媒介，交换之时，常常伴随着各种层面的交流与沟通。“文贝”，自然是指纹饰斐然的贝壳，正如同文字或语言，经过文人的修辞之后便可流光溢彩、焕然若新。以文字或语言来促进中外文学文化的越界交流和沟通，进而提升和丰富各自文化的品质与内蕴，这便是孙景尧创办《文贝》的寓意与旨归。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学术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比较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下辖的重要二级学科，学术得到较大改善，而中外学者接触和交流的渠道也大有拓宽。鉴于此，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决定拓展原有的学术定位，申请将其为一份中英双语刊物，即《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8年6月发行)力图使之成为国内外学者高水平、原创性之中外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的发表平台。
选择以中英双语为主要的论文发表媒介，这既是对于《文贝》之寓意与旨归的一个延续，也是出于对沟通与对话之时代呼召的真诚回应。我们热切地盼望，更多的学人能够在广大而精微的领域，透过频繁而深刻的“越界”思考，来探索并缔结越来越亲密的人类互动“关系”;借助世界的互相，来和消融竞争杀伐的残气;以仁心之说、学心之听、公心之辩，来应对并处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与差异，培植对于幸福未来的乐观信心。这不是要克服“差异”来消除“隔阂”，而是要借由“虚己”之“”，进入“他者”的生命脉络，在对“他者”的接纳和肯定之中，与“他者”融合为一。此“一”绝非单一同质的排他性“”，而是充满多元之美的天下“达道”。所以，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必定是当今世界的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