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危机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不断讨论的话题。前不久，大学张汉良教授应邀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发表，他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内含的排他性这种危机只是；一种“恒常的”、到文学根柢的危机，是韦斯坦因代表的保守派的比较文学家普遍的反理论立场。
学科的建制与学科论述有密切的关联。首先需要说明“论述”（discourse）一词，这个术语多被当前学界称为“话语”，它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在现代语言学史上由20世纪初索绪尔的“言语”（la parole）发其端绪，凸显语言的人际交流维度，如“对话”，属于“语用学”范畴。索绪尔的再传本维尼斯特发扬光大（1946年，1956年），建构了话语符号学，以与语言符号学区别（1969年）。稍后（1971年），福科借用了“话语”一词，敷衍为、意志和意识型态的语言表现。不幸的是，学界不明，青年学子多被，以为此“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概念源出于福科，殊属非是。
学科的建制除了取决于诸多外在因素（如教育政策）和客观条件（如充裕的经费、就业市场的供求）外，亦有赖于学者对该学科的“论述”。学科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论述，同时也被论述建构，形成一种在内生产和消费的循环，有独特的隐喻表义系统，外人插不上口。作为一门以语文为基础的学科，“比较文学”自然有属于自己的“论述”。“危机论述”便是显例；毫不夸张地说，1950年代之后的比较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危机论述”史。
笔者必须说明，此处的讨论系针对英语的“crisis”，与汉语的“危机”无关。学术界在讨论境外输入的概念时，往往就译名望文生义；如果该译名恰巧是一个汉语原有的词语，其原有意义就难免被用来解释该外来语，结果离题越来越远，“危机”的情况正好如此。如果有人怀疑，为何不讨论汉语意义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危机”一词固然古已有之，早在六朝文已出现，但这个学科议题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却迟至1970年代才在汉语世界出现，首先引进者包括笔者本人。
英语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它和“critique”（）、“critic”（者）、“criticism”（）同一词源，属于同一字群。原来是“决定”或“判断”的意思，在病情发展的诊断上用得很多，就这层意义而言，“关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亨利·雷马克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十字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处方》，他虽然没有用 “crisis”这个字，但点出了危机论的原始医学意义。后来参与危机论述的学者大体上都遵循这个说法，即：他或她正处在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令人忧虑的阶段，学科出现了病灶，再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更恶化。词源的医学含义姑且不论，让我们把“判断”或“”这个字源意义纳入我们的学科，危机可以具有两层意义，也就是说有两个层次的危机：（1）比较文学作为危机[充满危机与转折点的（critical）]文学；（2）文学（criticism）作为危机文学。这个看似悖论的双关语替比较文学和文学建立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隐藏在大多数危机论述文章里面。
在比较文学史上，危机论述的肇始人是捷克移民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山分校召开，他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命题，对当时和之前的法国学者的主义方提出质疑与挑战。当年无心插柳，未料发展出以讹传讹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乃至不断被后世敷衍的“危机论述”，迟至2013年，斯洛伐克学者安东·波克利夫恰克犹撰文《比较和文学研究的危机》。
韦勒克是这么开场的：“从1914年‘欧战爆发’起，我们的世界就处身在恒常危机的状态。大致在同时，文学研究也于方的冲突，只不过相对地低调，也没那么暴烈。”“我们的学科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最严重的表征，就是迄今仍然无法确立研究对象和特定的方法。”（1959年）此处韦勒克虽然指出了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两大“危机”，但他并未界说“危机”，唯一的语义指标就是“不稳定的状态”。同样地，他亦未解释“恒常”。“恒常”怎么修饰“危机”？历史为流动的、变动不居的，怎么可能有任何“恒常的”概念或实体？ 即便“不稳定的状态”是“恒常的”，内设于历史，作为推动它的机制，那“危机”也就不再是的，不再具有任何负面的意义，当然也不可能从1914年开始，因为有历史就有危机，它在欧战之前、之后，“恒常”存在。然而，根据相反的推理，任何事件必然有其历史特殊性，无法推广为超时空的、普世性的共相，因此历史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危机，有的只是“元危机”（后设危机）论述，在这个情况下，以“危机论述”为基础的“危机诗学”非但可能应运而生，更有迫切的必要。
从韦勒克开始，与“危机”有关的论文不断出现，和本文一样，它们都可被视为“再论”。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抽样简介。1984年，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斯坦因应《比较文学评论》之邀，撰写了论文《咱们打哪儿来的？咱们是谁？咱们去哪儿？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对当时比较文学的作了评估。这篇论文名正言顺地在标题中引用了“恒常危机”这个词语。韦斯坦因一向颠扑不破的欧洲文化圈，因而对涉及非欧洲传统的跨文化研究采取保留态度。对于中外比较文学学者——如早年旅台后转赴的美籍天主神父“中国学派”的者李达三和部分我国学者——而言，韦斯坦因的欧洲中心主义内含的排他性是学科发展的危机。但笔者始终认为这种危机只是；也不是“恒常的”，因为一旦学者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欧洲传统之外，把我们的文学纳入，这种危机便不存在了。但是方的问题非但未能解决，反倒因为学科范围和内容的扩大，议题更加复杂，治丝益棼，方更难解决了。举例来说，新语种和国别文学的增加，使得跨文学传统的经典更难认定，一个普世性的后设语言更难确立，理论的探讨变得更为急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韦斯坦因点出的另外一种危机，一种“恒常的”、到文学根柢的危机，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韦斯坦因代表的保守派的比较文学家普遍的反理论立场。
1966年的“结构主义争议”之后，反理论的口号甚嚣尘上。韦斯坦因指出：“理论发展太快，令人担忧我们这门学问会被这个巨人连骨……”（1984年）和作为先锋的韦勒克的顾虑相反，韦斯坦因的忧虑是保守派后卫姿态的、防御性的，因为理论对比较文学基础的考察，会以往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比较内容”。韦斯坦因言下之意仿佛“比较内容”是先验的，仿佛比较文学的范围向来都是固定的。假如果真如此，那又何必奢谈“恒常危机”？比较文学不断有危机出现，正因为其范围从未固定。韦斯坦因引述韦勒克与华伦1940年代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文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文学’理论”、“‘文学’”和“‘文学’史”，来替比较文学的内容。然而，这三块所谓的“正当的领域”本来就不是自明的；“”和“历史”本身也是“理论”问题，彼此的疆界也往往模糊，相互跨越。三分法能否成立，难道不需要“理论”的再探讨吗？
早在1927年心理学家卡尔·布勒和俄苏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已发表了《心理学危机》的著作。1935年法国比较文学先行学者保罗·阿札尔和1936年德语系哲学家胡赛尔已经分别提出类似的说法，他们发出呼吁的作品叫做《欧洲意识的危机》和《欧洲学术的危机》。只不过韦勒克提出危机论调时并未引述前人的说法，闪躲到欧战的烟幕背后，因而成为危机论述的创始人。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的危机视为学术思想的转捩点，那么危机作为历史的演化机械是永远存在的。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再从后设观点来省视，我们会发现，近三十年比较文学界有一个主要的危机。这三十年来主导学术界的“范式学科”是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的两个分支：后殖民论述以及生态论述。这两个学术都是因应前面的危机而兴起的，但是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机。新的危机之所以浮现，原因驳杂，很难在此地一一厘清。文化研究除了抛弃了前一范式爬梳得相当清晰的文本性，却又无法充分解释扩大到无所不包的世界作为文本的文本性外。我认为它有一个盲点，是由于论者未能反思、透视与表述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生物学基础，反倒把自己沦为肤浅的身份认同论述的附庸。生物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有长远的密切关系；大部分文化研究理论都具有生物学基础。这个现象往往被比较文学家和文学家忽略了。殖民论述其实是由生物学发展出来的；生态则是由生物学发展出来的。在没有文化研究之前，在没有文化之前，在没有人类之前，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普遍的殖民现象。一个为了觅食，往往会迁徙到食物多的地方，这就是殖民。后来在人类社会发展出殖民现象，其实是根基于残留的生物本能。只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1984年新年，《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邀请我写一篇短文讨论“当前文学的危机”。现在摘录文章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比较文学最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也最受国语（国别）文学研究者的，它在先天上便生活在危机意识之中……（比较文学）这种知识系统不是固定的、历而常新的，而是弹性的、在变易的。变易的原因便是、理论、方法相同的文学研究团体，以及它可能形成的典范（范式），不断地受到另一些团体的挑战，因此每一个典范统领的都是暂时的……永远临渊履冰的比较文学学者，他的危机意识也最强烈，庙堂钟鼎的占有欲与所有权意识也最薄弱，因为他知道他的文学、理论、方法永远在接受继起者的挑战，他的所有权随时会让渡给他人。比较文学的伦理（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戒慎恐惧的危机意识。”（本文系作者根据内容整理而成，题目与小标题为编者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