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斯发律师函徐中玉，191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7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5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近40年，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在百岁生日之时，徐先生拿出一百万元积蓄捐给学校，希望将这笔钱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自己仍住在未装修的老公房里。虽百岁心犹系教育，期颐之年不忘牵挂后辈，这是老先生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梦。
沿老公房的楼梯拾级而上，开门的胡阿姨将我们引进里屋。伴着木制地板上特有的脚步声走过去，书桌前的徐中玉一件灰外套，一双旧皮鞋，一副花15元在地摊上买的眼镜，朴素得像你脑中勾勒的任何一位长辈。
得知我们送来了前不久在百岁华诞上给他拍的照片，老先生很是高兴，和阿姨笑着翻看。我们也顺势打量四周，在这间90多平方米的居室里，除了空调，这个家的物品都有着十多年或几十年的历史，老式衣柜、老式电冰箱、桌椅、五斗橱、沙发、茶几、床，有些漆面已经斑驳或脱落。墙上除了一本挂历、一幅书法和一张人物照，找不到多余的装饰。
老宅里最显眼的还是5万多册藏书，桌子上、架子上、柜子上、窗台上、闲置的床上，放满了书，上世纪的纸页和新版教材的崭新装帧，先生的文集和他人作品的汇编，就这么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其中就有《大学语文》。
今天我们熟识的大学语文课程，实则中断了三十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初时，各个大学都有大学语文这门课，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文理科分家，各学科越分越细，大学语文无形中被取消。直到“”粉碎，各个学校开始考虑是否再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最先恢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找到时任华师大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提出两校牵头恢复大学语文。有感于“正常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徐先生欣然应允。
因为没有指导方针，教育部也无头绪，先生自己找来十几个学校的教师一起编。第一版的《大学语文》选编的大部分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内容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在编著体例上采取的是原文、作者简介、注释、题几部分。这一版《大学语文》在两年时间里，就有300多所大专院校用作教材，第一版发行量就达34万册。很快，为了弥补第一版的缺陷，1982年，增补了现代和的内容。后来，高教部开设自学考试，每个自考学生都要考语文，自学考试的语文教材直到现在用的都是先生的本子。
一晃眼，《大学语文》已30有余，这套国家级教材已至第9版，每所大学都开设了该课。先生不断参与修订，定期召开学会研讨。他认为，大学语文不仅可以让大学生们进一步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培养他们对祖国优秀文化、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而且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和的品德，铸造“中国人为人的”。
照此推算，1978年之后可以算先生的收获期，他今天被人瞩目的学术成就都是从当时开始。但稍微了解先生际遇的人，绝不会认为先生的成就来得顺风顺水。如果说1950年之前是先生个性张扬的阶段，那么1950年到1978年便是历经坎坷的阶段。
1929年，徐中玉考入无锡省立中学高中师范科，“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要求抗日。火车经过无锡，徐中玉就随着人流一起去了南京。第二天早上，他在中央军官学校见到了校长蒋介石。或许在那个时候，还是一名学生的徐中玉就怀揣一颗报国赤子心。
但是徐先生一生多舛，早年大学期间投身“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亡，抗战胜利后参加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被当时的教育部从大学解聘，与姚雪垠合办《报告》、发表《彻底破产的教育部》而遭。解放后因主张“教授治校”被划成“主义”的，降职到图书馆整理书卡。期间与许杰、施蛰存一起被投改。从到摘帽，又过了20年。
在先生的事业期，参与和卷入的此起彼伏。就像先生说的，“中国知识，打不走、骂不走，还是留恋这块热土，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有一种留恋之情。”先生的坎坷，是因为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先生挺直的脊梁，也是出于此。
《自选集》里说：“厌恶甚至痛恨本国本族确实存在的弱点、缺点，正是由于爱，希望变好”“我们过去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旧，恰恰相反，很多知识对它持甚至反对的态度，因而才显示出深刻的爱国”。因为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先生才显示出对社会问题、问题、风气问题、学术问题的忧虑。
家人为徐先生就近买了套新房，他却不肯搬过去，说习惯了老。守旧的徐先生在今年春节时，趁着儿女们都在场，表达了他想要捐书捐款的意愿。他准备捐出一部分藏书，赠送给中文系和学校的图书馆。还决定捐出100万元给“中玉教育基金”，用以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100万，里面每一分都是先生多年积蓄和笔耕所得。
《论勇敢的表现》一文末尾，时年32岁的徐先生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五十年前的霭理斯这些论英国文学的话，也能应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
撰文针砭时弊也好，捐款捐书提携后辈也罢，其中都寄托了先生对自己和后人的希冀。在治学和育人上，先生主张“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力求“思考，追求真理”。在先生眼里，能用的才是真学术。书当然要看，伟大人物的结论自然值得重视，但不从实际出发，重复结论、满口称赞，只会注释、疏解，甚至奉为神圣不可、永远不必再加补充、修正、 发展的，以此作为科学研究之，则算不上真治学。
事实上，对文学、对教学，徐先生的教育思想往往不立门户，不成体系，又带着强烈的、传统的基因。先生关门之一的谭运长说，先生的教学第一是有教无类，第二是教学相长，第三是亦师亦友。这脱胎于他的学风，又归属于多年实践。
先生把他的学术造诣和教育，融入了书籍中，强调把作品讲活、讲透，引导学生把握其中蕴含的人文，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写作能力，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育成和文化、审美能力的提高，传承人类文化。这一，引领了我国高校《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的正确方向。
先生的教育也有大胆创新。他的学生毛时安回忆，在他大二时，研究生还未正式开始招生，徐先生开创了一个当时全国高校都没有，现在有些高校可能依旧未做的，名为“定向培养”的模式。凡有志于学业的学生，觉得在某方面有特长，便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导师，报名考试。“那时我选了《古代文论》，结果被徐先生看中，成为徐先生定向培养的唯一本科生。”此外，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他还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先生也是最早尝试在高校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的人，即便在今天，先生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作出的探索还在影响一代代人。
阿姨拿来了第八版的《大学语文》，又给先生戴上了助听器，但其实，他还是听不大清我们说话，如果是长一点的句子，更要重复多遍。有时，只会得到一声“哦”抑或一阵沉默。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对于“对今天的大学语文教育有什么看法”一问，徐先生说：“这个不该问我，而是要问读书的你们。”听到当下大学语文教育式微的回答，他又宽容地哈哈一笑。
陪伴先生已三年的阿姨说，今年以来，先生查出轻微脑梗，反应慢了，话也少了。“先生心里有很多话，却很难完整表达出来。”阿姨说这话的时候，老先生安静地坐在软榻上，阳光洒在他身上，还有手中那本《大学语文》上。
其实相比百岁的高龄，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相当不错，作息有规律，胃口也颇好。每天6点多起床，早饭后在阿姨陪伴下去长风公园逛一圈，再走回顶楼的住处，来回一个多小时，这般周而复始，走过了春夏秋冬。
其他时间，先生用来阅读和剪报。“老舍、巴金、胡适，先生都读。”自称没读过书的胡阿姨对这些名字信手拈来，想必是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的结果。书桌靠墙的一侧上放着一捆捆扎好的剪报集，有的泛黄，有的刚剪下没多久。《巴人的人性论》《中国古典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 《听杨绛谈往事》……每篇文章，先生都用红笔圈出重点，写上批注。去年，先生每天要看七八份，今年虽然少了些，也有四到五份。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先生就在老屋里，在旧桌前，做着自己喜欢做也还能做的事情。岁月在沙沙作响的圈划和剪纸声中，就这样从老先生的指尖滑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委托上海编写沿海发达地区教材。先生任H版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编，这套教材至今仍在中小学生中使用。在离开教学一线，卸下了所有社会职务后，对于学生到底能通过语文学到什么，学得如何，先生承认心里没底。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戴着老花镜或拿着放大镜，为写过的、编过的、出过的书纠错。老先生对我们说，有不少地方他想做却没有做到，还有些没做好，这让他过意不去。
考虑到先生的身体，我们没有叨扰太久。告辞的时候，先生把我们送到门外。那天我们对先生的印象，就保存在老屋、老物以及这位腰杆挺得笔直的老人笑着和我们挥别的一刻。
一墙之隔的闹市，人流喧嚣，车流奔腾，永远不会驻足回头。人们不知道，这里有位文学老人，百年的时光在他身上停留又流淌。更少有人会知道，他们捧过的语文书，出自屋内人之手。他们的“老师”静静地坐在那里，在来来往往的人身边。
满载家国情怀，仰望中华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吮吸精华，视传承为己命，《古文鉴赏大辞典》《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大学语文》教材发行1700余万册，无不书写着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忠诚；俯视大地，厚爱莘莘学子，数十载辛勤耕耘，以民族文化血脉精心哺育，丽娃河畔弦歌声声悦耳动心，从文化自觉中走出悲天悯人的作家群。
一辈子从容淡定，宠辱不惊；一辈子生活简朴，陋室书馨。于百岁高龄捐资百万助学，倾注的是对学生成才的热切期望；“在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努力”，倾诉的是中国知识的精、气、神，忧国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