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有位美国人，名叫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教过书，当过记者，待了十多年，游历了中国的角角落落。10年前，这位美国人将他的经历写成了“中国三部曲”，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如今浙江大学，有一位叫岳凯涵的留学生，骑着一辆小型折叠车，骑行5800公里穿越中国。从漠极村，一直到海南三亚，这趟旅程历经近100天。
现在，他已经硕士毕业回到了慕尼黑。我和他约了时间17：00的微信电话采访，心里想着人以严谨著称，习惯准时，千万不能迟到。
“这个中文名是我朋友给我取的。他觉得岳的发音和我的名字很像，而凯涵很适合我的性格。”岳凯涵说，“我觉得我是个活泼、乐观、有活力又有好奇心的人。”
2011年，岳凯涵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接触的第一个城市是成都，在那儿，他学了一年中文，还学会了用筷子。
“在我们，许多人想去，比如美国之类的国家，很少有人想去亚洲。”最初来中国，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很纯粹的想法，“我觉得欧洲人对亚洲、对中国并不了解，我便想去看看。”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奇，2015年，岳凯涵来到浙大，攻读中国学硕士。“既然选择中国，就应该去学中国的历史文化，浙大的中国学项目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学的课堂，不局限于老师授课的传统教学方式，也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调研和社会实践。每门课程在课堂授课的基础上，都会设置一节课的田野调查，去往相关的实践场地进行访问。在融合的氛围中，岳凯涵学习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历史文化，也有经济和时政。
研一时，岳凯涵便有了“骑遍中国”这个想法。起初他还犹豫这样是否会影响学业。当他把想法与老师沟通时，浙大中国学项目负责人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的想法。在老师帮助下，他的计划顺利申请到了实践经费。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岳凯涵也是加倍努力，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研究生阶段所有课程。
岳凯涵并不擅长骑行，对他来说，自行车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比起火车、飞机，自行车比较便利且度更高。”
201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岳凯涵清楚地记得他出发的日子。那时候浙大海宁国际校区还没投入使用，在紫金港校区，即将出发的岳凯涵和许多好友告别，陪伴他同行的仅有自行车和一个大背包。
为了这个骑行计划，岳凯涵特意制订了锻炼计划。“出发前两个月，我每个周末都会去杭州周边骑行，从30公里到50公里再到80公里，后来从杭州骑到上海。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这么小的车好骑么？”我问他，在我的印象里，骑行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比较专业的山地车，而岳凯涵却选了一辆小型折叠车。
“好骑，很小很轻巧。”岳凯涵说，“一上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让他们试着骑我的车，结果他们都觉得很不错。”
途上，岳凯涵的自行车遇到过多次“”，比如没气、爆胎等等，这些他都能自己解决。在他的大背包里，装了内胎、打气筒、布条等修车设备，除此之外，还有手机、平板、充电宝、相机等电子产品，帐篷这类的生活用品，而换洗衣服他却仅带了两套。
跨越5800多千米，经过了12个省份，岳凯涵走过了许多，也遇到了许多人。“在我脑海里没有具体的地点这些概念，只有从哪里到哪里的一段程。”岳凯涵说。
“中国有很多好心人。”岳凯涵说，“有一次我的车坏了，一时修不好，也找不到旅馆，好心人就让我住在他们家里。”
自行车，弄丢背包，这些一上的坎坷对岳凯涵来说都不是困难，“这些麻烦事都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整个旅途中，我的身体条件很好。”
每个月，岳凯涵都会获得3000元的项目经费，他把这笔钱用于每天的生活开支，“相当于每天100元生活费，包括衣食住行的全部。”
吃当地的食物，穿边买的衣服，住小旅社或者当地人家里，有时甚至在帐篷里过夜，而骑车赶，则成了岳凯涵的日常。
一个人穿越中国，没有同伴，只有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个陌生人。一上，许多人问他一个人是否孤独无聊，当我也这么问时，他反问我：“我们现在这样聊天，你觉得无聊么？”
“在旅途上，我会遇到很多人，和他们聊天并不会无聊，反而会获得许多有趣的东西，但如果有同伴，就可能只和同伴聊天了。”岳凯涵说。
“这个人很有意思，邀请我在他家住。他原来是一位工程师，后来觉得工程师这个工作他不喜欢，于是去了东南亚，学习潜水、瑜伽和文身。”岳凯涵说，“回来以后，他将一所学校成太极学校，专门教小孩子。”
“可能因为平时很少遇到外国人，他和我聊了很多话，说了很多生活中的小事。我让他把头发剪短一点，结果他一个劲儿地剪，不过最后我还是挺满意的。”说起这些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岳凯涵忍不住笑起来。
“在中国，经常会听见‘中国梦’，我比较好奇，一上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岳凯涵说，他的毕业论文一共85页，31000多个英语单词，都是他一上记载的中国梦。
漠极村一位餐馆女老板，她的中国梦是帮助老年人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年轻一代的负担；广西阳朔的一位工人，他梦想小康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大学一位计算机系的学生，他的中国梦则是实现个人理想，为社会作贡献……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中国梦，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较为明显，村子里的人希望过上幸福而平静的生活，而城市里的人更多地希望能做想做的事。”岳凯涵说，“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着实现梦想的乐观态度。”
岳凯涵现在慕尼黑一家汽车公司工作，负责与中国有关的贸易。他说自己很喜欢中国，“以后一定还会来。”
回国前，浙江大学出版社找到岳凯涵，表示愿意将他的骑行故事编成书出版。岳凯涵希望，把这些故事印成书，送给一上帮助过他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酷的事。（记者 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