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民俗学家和教学家江绍原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35周年,我和他的结识与交往一幕幕浮现在脑际。
回想6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毕业论文选了中国民间文学。我的这个偏门选题得到了系主任、我的导师曹靖华先生的认同。为了准备写这篇论文,我常常到北大图书馆所属楼的小阁楼上那个很少有人光顾的藏书室里去查阅收藏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时代的旧和旧。手纹乱在那里,我不仅了解了最早提倡歌谣和传说故事的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顾颉刚等的业绩,也对25岁就成了北大教授、稍后又荣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成立的民俗学会——风俗调查会、著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书店1927年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版)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著作的江绍原产生了仰慕和之情。江绍原先生是1957年我踏入社会第一个结识的著名学者,那时他才59岁,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的编审。
江绍原先生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出生于,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教学著作《乔达摩底死》。同年,去美国大学攻读比较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1923年回国,到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27年,江绍原应鲁迅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开设了“研究”课程。1930年夏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在杭州出了40期),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近民俗研究范围与倾向》《民间的疾病传染》《宁波端午老虎画集序》等文稿。中华人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和顾问。
我在中国民研会研究部工作时,职责是翻译苏联和其他国家(包括欧美)的民间文学资料,联系“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组织学术活动。我陆续翻译了一些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在研究部主任工和《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汪曾祺的帮助与支持下,在内刊上和《民间文学》上发表。江绍原也在全力关注苏联民间文艺学界的学术动态,其专业方向也从民间俗信研究与比较教学转移到了民间文学上,原本熟练掌握英语等多种外语的他,又自学了俄语,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俄文版的民间故事集,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线)、《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当他在上读到我翻译的波米兰才娃的《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契切罗夫《民间文艺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所撰词条)和《苏维埃民间创作的历史材料》以及古雪夫的《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等当时苏联著名学者写的民间文艺学文章后,对我这个初登译坛的年轻人倍加注意,开始引为同道。我也开始常去拜访求教于他。他把所译之《资产阶级民族学集》一名赠送给我。他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有三个地方:一是他的家。他借住在好友周作人西城区八道湾11号住宅的北屋里,只有一间住房,很狭窄,室内一张大床上躺着常年卧病(瘫痪)在床、懂俄语能翻译书稿、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江幼农。二是文津街图书馆的阅览室,他经常到那里借书看书查资料和伏案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三是朝阳门内大街117号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室。就是在他的编辑室里,他要我把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合编为一集,他要帮助出版,这就是我和妻子马昌仪合译、索柯洛娃等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民间故事书》的论文《恩格斯论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经我的手在《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上发表了。这大概是这位25岁就当上大学民俗学和比较教学教授、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
1962年8月23日,我受命在国际俱乐部主持组织了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有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杨成志等,还组织他们在颐和园乘船游昆明湖,在听鹂馆用餐,并全体留影。
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后来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编审、顾问,我则先后到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1983年9月,我应文艺界老领导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处常务,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哪想刚刚到任没几天,江绍原先生就逝世了。传来,我非常悲痛。鉴于我与江先生的交情,他又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要我在他的会上致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中我意识到,我和江先生的相识结缘,也许是一种吧。
他逝世后,我派王文宝同志去就他的藏书进行沟通,他的家属将其捐赠给了中国民研会。民研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藏量还是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当时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甚至现在,都是很珍贵的。我作为研究会的负责人,特批了五百元人民币给家属,作为报偿。后来王文宝从他的遗存书刊材料中挑出几种,与他的女儿江小蕙女士一起编成《中国礼俗》(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古俗今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
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由我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高度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国成立后,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思想上的追求和情操,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我在青年时期同江绍原先生结下的学缘,前后经历了漫长的26个春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品德和治学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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