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年新中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近年又有人提出了1937年的“抗战爆发”说和1942年的“延座讲话”说。本文认为，还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为宜。因为第一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开创未来，本身就具有界碑意义;相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真正将党的文艺政策贯彻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还设立了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文艺机构，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组织保障。
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一如中国近代以来的若干问题一样一直是一个缠夹不清的问题。在林林总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着作(或教材、论文)中，有将现当代文学的分界时间确定为新中国成立的，如许志英先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称：“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孙忠田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即指自‘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国成立前夕这一期间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文学。”有将现当代文学的分界时间确定为“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如刘绶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尽管将中国新文动的历史为“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国成立的时候”，但他在具体的论述中只讨论到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王庆生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中认为：“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解放区和******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至此，中国的新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有将1937年“抗战爆发”确定为一个文学分界线的，如陈思和先生在《试论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一文中将“1937-1989”作为一个文学时段，认为它的“共名的主题”是“抗战，社会主义，，”。刘志荣先生也说：抗战爆发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还有人在私下交流，应该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界线。那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到底应该怎样划定呢?
给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其实是一种给中国文学作再次分期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文学中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法是把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如果按照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法，给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就是确立分界线，不存在再次分期的问题。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1985年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说：“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地，逐渐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史的简单比附中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陈思和先生1995年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并且将目前名之为“当代文学”的文学事实归并到“现代文学”的名义之下。近年来，还有人提出了恢复“中国新文学”说法的观点。对于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无论是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名义之下，还是放在“现代文学”或者“中国新文学”的名义之下，都还存在第二次分期的问题。给文学史作第二次分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就将古代文学划分为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等;翰先生在《欧洲文学史》中将欧洲文学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十七世纪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之后，又将欧洲古代文学分为“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给文学史作再次分期，是将文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举措，也是文学史研究者们的责任。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也并不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陈思和先生自己对1917年以来的文学就作过如下的划分：1917-1927、1927-1937、1937-1989。只不过是他给1917年以来的文学划分时段的方法和时值与他人有所不同罢了。
然而，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线所遇到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抗日战争起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在史学界已到了质疑。张一波先生曾经在网页上设立过访问调查，受访者中有77%的人赞同将1931年的“9·18事件”确定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如果以“9·18事件”作为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的立论成立，那么，以1937年的“7·7事件”作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和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分界线的观点很自然就会受到撼动。1931年“9·18事件”之后的抗日斗争与反日情绪，也影响过文学事业的发展。自1931年至1937年，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有张个侬的《马占山将军演义》、张天翼的《齿轮》(作者署名“铁池翰”)、黄震遐的《大上海的》、阳翰笙的《义勇军》、李辉英的《万宝山》、朱雯的《的一年》、万国安的《东北英雄传》、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周椤枷的《》、王余杞的《急湍》等。就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自1935年底起还进行过“国防文学”和“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线无疑有割裂历史的嫌疑。
陈思和们是从文学形态的角度在给文学史作时段划分，即认为从1937年到1989年每个时期的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但他们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而线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源头的是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艺术主张，如文学艺术“是为人民的”观点;“自然形梦见钞票态上的文学艺术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些文学主张也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分界线呢?笔者曾经也萌生过类似的想法。但地审视，我们却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而不是文学发展史的分界线。姑且不说根据地(或解放区)尚存在各种文艺思想并存的现象，仅就全国的格局而言，1942年的中国就分有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和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也还存在着******的国统区和领导的解放区。诚然，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很快被贯彻到了根据地，影响了根据地或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使根据地或解放区产生了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即使是工作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中国也将的文艺思想对他们作过传达，如何其芳、刘白羽就曾被从延安派往重庆，向胡风等人传达的“讲话”。但是，的文艺思想并未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创作，而且在1942至1949年期间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不是受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常常是各种因素和成分的犬牙交错。这也正如鲁迅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那么，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实，到底应该设定怎样的划分标准呢?许志英先生说：“我们并不因为现代还存在着旧体诗词的创作便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样也不能因为‘近代’存在着白话文的写作和现代意识的萌芽便将‘近代文学’归入现代文学。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同大于异、与现代文学相比则是异大于同，因而将近代文学归属于古代文学比归属于现代文学要妥贴得多。”如果按照许志英先生的“同异归属”，很自然自1942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就不能归并到“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内。
以新中国成立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似乎也缺乏依据和理由。和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新中国的成立对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众所周知，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时，除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国中央人民成立了”，并举行阅兵式外，没有形成任何对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刚领性文件。诚然，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建国前夕一系列筹备活动的一部分，但如果因此而把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那很容易使新中国的成立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混淆，进而导致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界而不明、分而不清。将新中国成立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53年8月，王瑶先生在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下册)》时曾附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一章。王瑶先生明确地将1949年10月为这一章的上限时间，其用意完全是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成就。1959年2月，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撰写和印刷的我国第一部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1958年12月完成，内部印刷，分上、下两册)，其扉页上题写着“献给亲爱的党和祖国”。着作的论述中说：“当代文学这门功课，乃是讲授建国以来，在党领导之下，在现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文学(1949-1952)，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文学(1953-1956)，整风和时期的文学(1957-1958)。”其总结新中国成